第461章 重定理学(下)
既然,名可秀重新诠释的格物致知论已经明确了道心和人心可以上下一贯,中行为人,为何还要将“格物之理”分出理学呢?
名可秀在理学会上阐释道,格物之理就是“去认知”,建立起的是知识体系;但是,知识体系不涉及价值观。而儒学的全部在于怎样实现一个和谐天下,它以“仁”为核心,以“中庸”为大本,以“致中和”为达道——格物之理的知识体系就是实现这个的手段。
名可秀讲,格物之理是刀,刀可以杀人,也可以救人,它只是一个手段,没有道德倾向。故,刀谁都可以用,但持刀者却是不同的,因为有思想,有价值取向。
故而,儒学是思想价值观,而知识是实现思想价值观的手段。
将“格物之理”从理学中分出去,就是不让目的和手段混淆。这也是道心和人心分开的要求。否则,很可能出现“知识至上”,取代“道德至上”,于是知识体系便会成为追求物欲利益的手段,失去道德这个“持刀者”的统御,成为“杀人的刀”了。
名可秀道,为什么最初我们要将“格物之理”放入儒学中呢?因为要富国强兵,就必须强工技;也因为儒家重道德而轻知识,没有本末兼顾。所以,要强调“道器不离”。
如今,格物学科已经走上了发展道路,学科体系也在日趋完善,不需要再纳入到儒学中为它撑架子——事实证明,这不利于思想价值观的发展。
这是其一。
其二,儒家不认同格物之理是儒学,这是大潮头,不能背离。
名可秀道,过去那二十四年,对我们理学是一个教训。现在,是时候将格物之学从理学中分出去,让它成为独立于儒学之外的知识体系,即:自然科学。
但是,这个分离必须解决好道器之争的问题,使格物科的学子们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会因为剥离出理学而受打击。更重要的是,也必须对道和器、体和用的关系有一个辩证的释义,使理学在分离出自然科学后不会走回重道德轻知识的巢窠中。
名可秀创新提出“体用不二”论,即是解决道器之争的问题。
什么是体?
《中庸》讲“天命之谓性”,这个就是体。天命即宇宙本原,即自然禀赋,人性从哪里来?从天命,是自然禀赋给你的,这就是人性的本体,简称“性体”或“本心”。
所以,本心是自然禀赋给予的,它与宇宙本原这个“体”是同一个“体”。所以,格物致知可以上求天道,因为人是天地创造的,人的性体是天地自然赋予的,与天道是同一个“体”,所以,可以通过致知“道德性命之理”致知“天理”。
而道德性命之理的核心即仁。
名可秀道,孔子的儒学,直指本心之仁,以为万化之原、万有之基,此即仁体。
所以这个体,是本心,也是仁体,是人的生命的本根和宇宙万物之本根。
那什么是用呢?用,是宇宙万物的功用。
为什么说体用不二呢?
因为体是用的本体,不是超越于用之外而独存。而体是用的本体,所以不可离用去觅体。——这就解决了道德和知识的问题,道德主导知识,但不能离开知识去空谈道德。
这就是“体用不二”说。
什么是“不二”?就是体和用是整体内的一和一,不是分开的二。
所以,虽然格物学科从理学中分离出去,不是儒学的一部分,但是,它是儒学格物致知“体”,不可分离的“用”。
理学会议之后,为促成格物学科的平稳独立,名可秀在格物学院给学子们上了一堂公开课,讲“格物致知”,讲“体用不二”。
她讲孔子的《易传》,“天地大德者曰生”,所以,体是生生不息的,是能动的,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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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可秀的这堂公开课,以两个学说解决了格物学师生们的困惑,厘清了认识,统一了思想,使理学平稳地完成了学派的重新定义。而格物学科分离出去也只是从知识体系上独立了,并没有影响到学子的归属,从思想价值观来讲,他们仍然是理学这个学派的弟子。
理学对学派的重新定义自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他学派的学者对于理学将“格物之理”分离出去表示了赞赏,道是“重归本道”,颇有理学“改邪归正”的欣慰意思。
与格物学科独立为自然科学相比,儒学界对名可秀重新诠释的“格物致知”和创新提出的“体用不二”说有更大的关注。但是,在这一年的稷下南北论学会召开之前,名可秀并没有公开发表这两个学说。因此,儒学界对此虽有议论,但还没有掀起大的波涛。
稷下南北论学会上,名可秀发表她的中庸思想。这个思想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经历了转折、摒弃和变化的历程。对中庸的思考帮助她完善了“格物致知”的释义,创出了“体用不二”说,反过来,“格物致知”和“体用不二”说也促进了她对中庸的理解和运用,完成了她对儒家这个庞大思想体系的“纲”的构建。
稷下南北论学会之后,名可秀的儒宗地位得到确立,此时,她才在《理学》报上正式发表新“格物致知”论和“体用不二”说。很快就被各大有影响力的学刊、报纸转载,如《稷下学刊》、《国学论刊》、《凤凰经学报》、《西湖时报》、《大宋太学报》、《湖湘学报》、《广府学报》、《成都学报》、《大周太学报》、《凤京学报》、《关中学报》,等等。
南北儒学界齐起震动。
名可秀的“格物致知”说直接批判了程学的“人心与道心之别只在于‘觉于理’还是‘觉于欲’”。
二程认为“只有一个心,知觉从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故要舍人心而求道心,也就是“灭私欲则天理明”,这是程学精神的核心追求。
名可秀在阐论观点时,也辩证地评价了程学的这个格物致知的释义。
从正向来讲,程学的格物致知有利于存善去恶,克制人的私欲泛滥,有利于树立道德和致中和的大道。
从负向来讲,这种致知论消减了人心的物理认知作用,增加了道德认知的任务,故致程学“重心而轻物”,“重德性之知而轻物理之知”,使认知取向转向本心之内,对于物理世界的认知则不足。若将之用于治国,则使国家拥有精神而失体魄之强,必受外力之侵。就如“儒士遇上蛮夫,任你道心强大,一拳可击倒矣!”
名可秀的这个譬喻让人失笑之余,也觉得深有道理——当然,程学不这么认为。
新学是最先跳出来支持的。
在格物致知上,新学与理学并没有太多矛盾。
新学是经世致用的学派,与程学、温学的认知取向本就不同,但他们同样存在着格物理如何致知天理的困惑。名可秀完善的“格物致知”说,则让他们耳目一清,久困于心的矛盾解决了。
因此,新学最先跳出来表态,当然,这与名可秀如今在儒林的地位也大有关系。
二程和司马光对格物致知都有释义,名可秀的释义与之相去远矣,程学和温学自是发文反对。
但是,对于普通学子来说,名可秀的释义却是比程学的释义更清晰明确,也更容易理解;与温学对比,则兼顾了人性之私,而不是完全的“抵御外物”,更能让人接受,即使不是理学派的,也认为这种认知论更有益于学习。
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凰涅天下(GL)最新章节第461章重定理学(下),网址:名可秀的儒宗地位,也使她提出的各种学说多了一顶名为“权威”的帽子。对普通的读书人来讲,争论学问那是学者们的事,他们还处在“学习、认知”的层次,谁的学问有权威,他们就信谁的,这使名可秀的“格物致知”说在普通学子中接受面很广。
这对理学的发展,影响无疑很大。
自从学派重新定义后,理学没有了“格物之理”这个“拖后腿”的,就好比轻装上阵,如今又有儒宗的东风,其发展势头正是疾风蓬勃无可挡,欣欣向荣的前景又如“满院东风,海棠铺绣”,学派大盛指日可待。
大宪三十年,理学成为大宋第一学派。
大宪四十年,理学成为大周第一学派。
此起,理学成为华夏南北的儒学主流。
新学、程学、温学、关学、蜀学等诸学派的地位虽有变化,但仍然各有发展,在学派的碰撞中扬弃、完善自己的学说,逐渐转向专长领域,各有鲜明特色,同样是儒学的明珠。
大宪四十八年,礼部作过一个官员学派的统计,发现近二十年来士大夫为官的学派分布颇有领域集中的特点,比如:工部、军器监、司农寺、天文台等部署的官员多是出自理学;谏议官员、监法官员、廉政官员、御史台官员多是出自温学、程学二派;治政能臣、经济能臣多是出自新学、理学、蜀学这三派;政事堂宰执多是出自新学、理学二派;而政事堂首相从苏行冲起,都是擅长中庸之道的理学派出身。
这个数据从某种层面上,反映了大宋儒家诸学派的特色。
“百木秀,方为林。”
这是大宪三十年,理学成为大宋第一学派时,名可秀说的一句话。
作者有话要说:新的理学,终于定义完成~~以后就是名氏理学,程朱理学神马的木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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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可秀在理学会上阐释道,格物之理就是“去认知”,建立起的是知识体系;但是,知识体系不涉及价值观。而儒学的全部在于怎样实现一个和谐天下,它以“仁”为核心,以“中庸”为大本,以“致中和”为达道——格物之理的知识体系就是实现这个的手段。
名可秀讲,格物之理是刀,刀可以杀人,也可以救人,它只是一个手段,没有道德倾向。故,刀谁都可以用,但持刀者却是不同的,因为有思想,有价值取向。
故而,儒学是思想价值观,而知识是实现思想价值观的手段。
将“格物之理”从理学中分出去,就是不让目的和手段混淆。这也是道心和人心分开的要求。否则,很可能出现“知识至上”,取代“道德至上”,于是知识体系便会成为追求物欲利益的手段,失去道德这个“持刀者”的统御,成为“杀人的刀”了。
名可秀道,为什么最初我们要将“格物之理”放入儒学中呢?因为要富国强兵,就必须强工技;也因为儒家重道德而轻知识,没有本末兼顾。所以,要强调“道器不离”。
如今,格物学科已经走上了发展道路,学科体系也在日趋完善,不需要再纳入到儒学中为它撑架子——事实证明,这不利于思想价值观的发展。
这是其一。
其二,儒家不认同格物之理是儒学,这是大潮头,不能背离。
名可秀道,过去那二十四年,对我们理学是一个教训。现在,是时候将格物之学从理学中分出去,让它成为独立于儒学之外的知识体系,即:自然科学。
但是,这个分离必须解决好道器之争的问题,使格物科的学子们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会因为剥离出理学而受打击。更重要的是,也必须对道和器、体和用的关系有一个辩证的释义,使理学在分离出自然科学后不会走回重道德轻知识的巢窠中。
名可秀创新提出“体用不二”论,即是解决道器之争的问题。
什么是体?
《中庸》讲“天命之谓性”,这个就是体。天命即宇宙本原,即自然禀赋,人性从哪里来?从天命,是自然禀赋给你的,这就是人性的本体,简称“性体”或“本心”。
所以,本心是自然禀赋给予的,它与宇宙本原这个“体”是同一个“体”。所以,格物致知可以上求天道,因为人是天地创造的,人的性体是天地自然赋予的,与天道是同一个“体”,所以,可以通过致知“道德性命之理”致知“天理”。
而道德性命之理的核心即仁。
名可秀道,孔子的儒学,直指本心之仁,以为万化之原、万有之基,此即仁体。
所以这个体,是本心,也是仁体,是人的生命的本根和宇宙万物之本根。
那什么是用呢?用,是宇宙万物的功用。
为什么说体用不二呢?
因为体是用的本体,不是超越于用之外而独存。而体是用的本体,所以不可离用去觅体。——这就解决了道德和知识的问题,道德主导知识,但不能离开知识去空谈道德。
这就是“体用不二”说。
什么是“不二”?就是体和用是整体内的一和一,不是分开的二。
所以,虽然格物学科从理学中分离出去,不是儒学的一部分,但是,它是儒学格物致知“体”,不可分离的“用”。
理学会议之后,为促成格物学科的平稳独立,名可秀在格物学院给学子们上了一堂公开课,讲“格物致知”,讲“体用不二”。
她讲孔子的《易传》,“天地大德者曰生”,所以,体是生生不息的,是能动的,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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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可秀的这堂公开课,以两个学说解决了格物学师生们的困惑,厘清了认识,统一了思想,使理学平稳地完成了学派的重新定义。而格物学科分离出去也只是从知识体系上独立了,并没有影响到学子的归属,从思想价值观来讲,他们仍然是理学这个学派的弟子。
理学对学派的重新定义自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他学派的学者对于理学将“格物之理”分离出去表示了赞赏,道是“重归本道”,颇有理学“改邪归正”的欣慰意思。
与格物学科独立为自然科学相比,儒学界对名可秀重新诠释的“格物致知”和创新提出的“体用不二”说有更大的关注。但是,在这一年的稷下南北论学会召开之前,名可秀并没有公开发表这两个学说。因此,儒学界对此虽有议论,但还没有掀起大的波涛。
稷下南北论学会上,名可秀发表她的中庸思想。这个思想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经历了转折、摒弃和变化的历程。对中庸的思考帮助她完善了“格物致知”的释义,创出了“体用不二”说,反过来,“格物致知”和“体用不二”说也促进了她对中庸的理解和运用,完成了她对儒家这个庞大思想体系的“纲”的构建。
稷下南北论学会之后,名可秀的儒宗地位得到确立,此时,她才在《理学》报上正式发表新“格物致知”论和“体用不二”说。很快就被各大有影响力的学刊、报纸转载,如《稷下学刊》、《国学论刊》、《凤凰经学报》、《西湖时报》、《大宋太学报》、《湖湘学报》、《广府学报》、《成都学报》、《大周太学报》、《凤京学报》、《关中学报》,等等。
南北儒学界齐起震动。
名可秀的“格物致知”说直接批判了程学的“人心与道心之别只在于‘觉于理’还是‘觉于欲’”。
二程认为“只有一个心,知觉从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故要舍人心而求道心,也就是“灭私欲则天理明”,这是程学精神的核心追求。
名可秀在阐论观点时,也辩证地评价了程学的这个格物致知的释义。
从正向来讲,程学的格物致知有利于存善去恶,克制人的私欲泛滥,有利于树立道德和致中和的大道。
从负向来讲,这种致知论消减了人心的物理认知作用,增加了道德认知的任务,故致程学“重心而轻物”,“重德性之知而轻物理之知”,使认知取向转向本心之内,对于物理世界的认知则不足。若将之用于治国,则使国家拥有精神而失体魄之强,必受外力之侵。就如“儒士遇上蛮夫,任你道心强大,一拳可击倒矣!”
名可秀的这个譬喻让人失笑之余,也觉得深有道理——当然,程学不这么认为。
新学是最先跳出来支持的。
在格物致知上,新学与理学并没有太多矛盾。
新学是经世致用的学派,与程学、温学的认知取向本就不同,但他们同样存在着格物理如何致知天理的困惑。名可秀完善的“格物致知”说,则让他们耳目一清,久困于心的矛盾解决了。
因此,新学最先跳出来表态,当然,这与名可秀如今在儒林的地位也大有关系。
二程和司马光对格物致知都有释义,名可秀的释义与之相去远矣,程学和温学自是发文反对。
但是,对于普通学子来说,名可秀的释义却是比程学的释义更清晰明确,也更容易理解;与温学对比,则兼顾了人性之私,而不是完全的“抵御外物”,更能让人接受,即使不是理学派的,也认为这种认知论更有益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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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理学的发展,影响无疑很大。
自从学派重新定义后,理学没有了“格物之理”这个“拖后腿”的,就好比轻装上阵,如今又有儒宗的东风,其发展势头正是疾风蓬勃无可挡,欣欣向荣的前景又如“满院东风,海棠铺绣”,学派大盛指日可待。
大宪三十年,理学成为大宋第一学派。
大宪四十年,理学成为大周第一学派。
此起,理学成为华夏南北的儒学主流。
新学、程学、温学、关学、蜀学等诸学派的地位虽有变化,但仍然各有发展,在学派的碰撞中扬弃、完善自己的学说,逐渐转向专长领域,各有鲜明特色,同样是儒学的明珠。
大宪四十八年,礼部作过一个官员学派的统计,发现近二十年来士大夫为官的学派分布颇有领域集中的特点,比如:工部、军器监、司农寺、天文台等部署的官员多是出自理学;谏议官员、监法官员、廉政官员、御史台官员多是出自温学、程学二派;治政能臣、经济能臣多是出自新学、理学、蜀学这三派;政事堂宰执多是出自新学、理学二派;而政事堂首相从苏行冲起,都是擅长中庸之道的理学派出身。
这个数据从某种层面上,反映了大宋儒家诸学派的特色。
“百木秀,方为林。”
这是大宪三十年,理学成为大宋第一学派时,名可秀说的一句话。
作者有话要说:新的理学,终于定义完成~~以后就是名氏理学,程朱理学神马的木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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