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9章 儒宗地位
每一届稷下论学会之后,都会发生一些变化。
这些变化可能是思想上的,也可能是行动上的,可能是看得见的、或感受得到的,也可能是当前不显现的,就像埋在土里的种子,默默地发芽,直到破土而出,或茁壮成苗的时候才为人们察觉,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深远的影响。
这一届稷下论学会之后,也发生了如许的变化,有近期、明显的,也有远期的、隐性的。
而在稷下论学七日主场结束后,名可秀传注的《中庸正义》就正式发行了。
这部已经受到南北士人瞩目的经注甫一上市,便成为热卖的书籍。
这部《中庸正义》仍然是由古今书坊发行,如同以往发行的儒家经籍般,同时发行平装本和精装本,而平装本的纸墨虽然质低但不劣,而校勘和版印则同样是“杭刻本”的高质量,却只售价十文,无论是对士人单售还是对书商量售都是一个价——这是古今书坊已经执行二十年的坊规:儒家经籍平装本一卷一律十文。
这个规矩源于名重生“让天下读书人都买得起《论语》”的宏愿,而名可秀将父亲的愿望进一步发扬——“让天下读书人都买得起儒家经籍!”
古今书坊是名可秀承自父亲的产业,至建炎四年时已成为大宋第一书坊,至大宪元年古今书坊的分部已经遍布大宋诸路各州府,甚至偏远的县城都有古今书坊的书铺。可以说,在有古今书坊的地方,即使乡村里的贫寒读书人都能攒出千文钱买齐儒家传注的《诗》《书》《易》《春秋》《论语》《孟子》这六部经籍。古今书坊这种不图利而造福天下读书人的义举赢得了士林的赞誉,而这也是名可秀在士林,尤其贫寒士子中享有盛誉的原因之一。
最初,当古今书坊最先推出“十文《论语》”的时候,曾经有书商从古今书坊大量购进,在自家书肆以高价售出——杭刻本向来以“雕刻精良,校勘严密,书写肥细有致,印刷清晰明朗”闻名天下,即使平装本也是刊印精美,装潢考究,一部《论语》无注解的原经杭刻平装本市售价是一贯,古今书坊却均以十文售出,这其中的利差有百倍之大,无怪乎这些书商动心了。
但是,古今书坊向书商量售“十文《论语》”时,契约中有规定,书商不得超过十倍价售出,那些违约的书商立即被古今书坊发函勒令改正。不过,这些违约牟利的书商在当地也是颇有实力的商富,而且还有官员阶层的人脉,又自负对“十文《论语》”改头换面,即使古今书坊拿着契约查上门也抓不了证据——虽然古今书坊是书坊行业的行首,但有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
然而,古今书坊很快让他们知道了:真正的强龙是地头蛇压不住的。
当这些违约书肆背后的书商家族见识到“强龙”的实力时已经后悔莫及了,不仅书肆被书行以违信经营销去行内资格,同时申报官府取缔了其经营书业的凭历,整个家族也因为“贪利弃诚信”被报纸批露后受到人人唾弃,最终不得不变卖城里的产业避居乡下。
及后,当天下书商都知道古今书坊的大东主是名花流的宗主、同时也是临安商盟和东南海商盟的盟首名可秀时,人人心中悚然,都为前面抓了强龙逆鳞的违约书商道声“不开眼”。此后,当古今书坊陆续推出更多的“十文一卷经书”,也没有哪家书商敢打主意了——古今书坊并不是不要他们牟利,但是不能超越约定的限度赚取利润。古今书坊以“十文书”售给书商,就是允许书商赚取合理利润,以借天下书肆书铺之力,让各地的读书人都能买得起儒家经典,毕竟古今书坊再大,也无法以一家之力遍布各地域。
在名可秀的《中庸正义》发行后半年,宋周两国礼部先后发文,颁定《中庸正义》为官学的《中庸》教本,同时诏告天下,增加《中庸》为科考经义目的内容,而《中庸正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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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名可秀共着了三部经注,一是《论语集注》,二是《大学正义》,三是《中庸正义》,而这三经注都先后成为了南北两国颁定的经义目科考注本。
而名可秀的第三部经注成为官方颁定的教本,也就相当于确立了她儒宗的地位。
儒宗,就是儒家学者的宗师。
自北宋立国以来,迄今为止,前后涌现出的能被称为“儒学大家”的不下百数十人,但被南北儒者公认为“儒宗”的却不到十位。
何以哉?
因为成为“儒宗”的标准很高。
《左传》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儒家论儒的最高功绩,就是遵循这“三不朽”——其上立德,指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圣德于当代,惠泽被于无穷,如伏羲、神农、周公;其次立功,指拯厄除难,功济于时,如大禹、后稷;再次立言,一曰着书立说,二曰开创学派,如老子、孔子、孟子。
儒家认为,史上能全面做到“三不朽”的,唯孔子一人。当然,“儒宗”是在圣、哲之下,“三不朽”的标准不能与伏羲、大禹、孔子这些先王先圣比较,但至少要在“三不朽”的其中之一有杰出贡献,并且影响深远。
比如现今儒者们公认的北宋以来的几位儒宗中,范仲淹是“立德”和“立言”兼具,王安石、司马光、邵雍、张载、二程都是“立言”,南宋首任宰相丁起是“立功”。
这位已经病逝的南宋宰相是靖康之后首位被承认的“儒宗”,因为其主持、推行的建炎新政挽救了危如累卵的大宋朝,使国家实现了富国强兵,而且为后面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论“事功”的功绩是在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之上——后二者虽然提出了良法,但实施失败了,没有建起“功”。
然而,建炎新政的真正设计者是名可秀,而她隐在幕后指挥,这“立功”自然落不到她头上——名可秀对此并不在意。
但是,身在朝廷、为建“事功”奋斗的大公党成员们却很在意。儒家士大夫的最高追求是什么?不是功名富贵,也不是死后追谥为“文正”,而是“死而不朽”!——“三不朽”是最耀眼的青史留名!
丁起树立“三不朽”的“立功”,除了他自身的能力、智慧外,还与名可秀的造就分不开,这对大公党成员们太有鼓舞意义了——谁不想成为治世之名臣,然后更上一层楼,成就“立功”之“不朽”呢?
名可秀以“立功”的荣耀造就追随者的辉煌,这是非常聪明的做法,也能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
对于名可秀自身而言,即使她身处幕后,无法光明正大地成就“立功”,但她的《论语集注》被宋周两国都颁定为官学教本后,就已确立了她大儒的地位,而她创建的共济会规模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大,真正做到了“博施济众”,而其成法可为后世借鉴,可谓“惠泽被于无穷”,从这个层面来讲,已经达到了儒家践履躬行、德施天下的“立德”标准了。
但是,儒家的“三不朽”的范围是模糊的,标准也是不明确的,更多的取决于儒者们的认可和尊崇,确切地讲,是当世大儒和名儒们的认可,而名可秀身为女子,这就使她在男尊社会里获得“儒宗”这种认同比起其他大儒要艰难得多,换句话讲,就是认可她为儒宗的心理水平线被扯高了。
而名可秀的《中庸正义》成为宋周两国先后颁定的官学《中庸》教本,她在儒学界的声望再次达到了一个高点,稷下学宫祭酒谯定在一次学者集会上公开赞誉她为“南北儒宗”,得到了大部分稷下学者的认同。
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庸正义》成为名可秀的第三部官学儒经教本,而是因为名可秀对中庸精神的诠释,或者说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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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名可秀诠释的《论语集注》和《大学正义》还是在纠正前辈大儒的谬解,那么《中庸正义》就是在“仁”的核心上,以“中、庸”为大本,完善地阐发了儒家的中庸精神,确立了更适合治世、平天下的儒家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对孔子“中庸”思想的最圆满的诠释。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孔子虽然视中庸为至高之德,但在《论语》中明确提及中庸的只有一句话:“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其中庸思想是散落、隐藏在《论语》的章句经义里。子思着《中庸》文章,将孔子的中庸思想阐发了出来,但子思的“中庸”只是儒家思想中的一种,如仁义、礼乐、孝慈、忠恕、圣知(圣智)等,而地位还在仁义、礼、孝慈之后,故一直未为儒家重视,直到北宋才开始注重,二程并做有《中庸解》,但是二程诠释的“中庸”仍然是“独立”的,没有成为儒家的纲绳,而这个“纲”本应与仁这个“核”同等重要——没有“纲”,以“仁”为核心的儒学就是散乱的,没有一条纲线把它们串起来。
而名可秀做了这件事。
她以五句十八字作为中庸精神的纲,以中庸精神作为整个儒学的纲,不仅将儒家思想串连了起来,而且实现了范仲淹提倡却未做到的事——将儒学化繁为简。
“化繁为简”是名可秀做到的第二件事,这件事的意义同样重大。
它使儒学的微言大义变得浅显易懂——这样才能真正普及。
这是名可秀注解《论语》和《大学》就在做的事,而《中庸正义》更进一步,树起了儒学的“纲”,有了这个“纲”就将整个儒学都变得简单起来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儒学只有变得浅显易懂,才不会成为“高阁学问”,传到后世子孙就会半知半懂,或懵懵懂懂,至最后不懂就束之高阁了,更糟糕的一种结果是,因为没有真正学明白而谬解或阉割儒学,那就成了误国之学了,害人害世。
所以范仲淹不愧是有极远大目光的儒宗,一早就提出化儒学为简,而他没做到的事,名可秀做到了,单论这个治学的功绩,就已在范仲淹的“立言”之上。
名可秀还做到了第三件事。
是什么呢?
两个字:条理。
这是可以与“化繁为简”相提并论的两个字。
北宋的儒家们,从范仲淹起,至胡瑗等宋初三先生,再至庆历五先生,又至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新旧两党的儒学大家,都各自修注儒学,但他们都并没有将儒学有条理的归类,或分出层次,学儒经的人仍然看不到儒学的整体脉络,研读儒经如同瞎子摸象,没有清晰的整体,又如同大海里的游水,茫茫一片。
自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这五位先生起,开始注重将儒学条理化,目的是为了让儒学易懂,但他们没有成功,比如周敦颐和邵雍这两位易学大宗,都将儒学太极化,以“太极”为儒学的“纲”来解释儒学,首先这个“纲”就抓错了,不仅没将儒家思想串连起来,而且还往更玄妙的方向狂奔而去了,太极本就是极高深的“道”,越解释越玄乎,让人怎么学呢?
名可秀三万字的《中庸正义》做到了这件事,以中庸为纲,将儒学条理化、层次化,其上为宇宙观,其下为世界观,完整而又清晰,而方法论具体,儒家目标分阶段——这样才能普及做到,否则浅显易懂了、知道了却做不到,那就是只有认知而无法践履的学问。
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成就。
儒学修到这一步,名可秀可以说已经超越了孟子之后的历代大儒。即使还有儒者心理接受不了一个女子在儒学上有如此成就,但是不得不承认,名可秀的“立言”已经超越了北宋儒宗范仲淹的“明体达用之学”(认明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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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的“明体达用之学”一革汉儒以来的章句训诂之学,开启了宋学的重义理、重创新、重学问的经世应用,故被称为开启宋学之儒宗。而名可秀的中庸精神确立的儒家世界观和方法论包含了“明体达用之学”,而在内涵的深度和广度上又远远超越了它——只此一点,就可以确立名可秀儒宗的地位,何况还做到了“纲”、“化繁为简”、“条理”这三件大事呢?
为什么宋周两国的礼部都颁定《中庸正义》为官学教本,并将《中庸》从《礼记》中提出来,单独增加为经义考的科目呢?就是因为看到了这部《中庸正义》的真正价值和对儒学的重要意义。
故,名可秀儒宗的地位确立无疑。
不仅仅是南面大宋的儒宗,也是北面大周的儒宗。
有人质疑吗?
当然有大儒质疑,质疑她诠释的一些经义或创新提出的一些观点。但是,你能建立起一个比她树立的“中庸”更为清晰、更为完善的儒学的“纲”吗?你能比她的“化繁为简”更为简吗?你能比她的“条理”更为条理吗?
——不能!
那就无人质疑,因为无人能够质疑。
所以,与二程的儒宗地位多有北周学者质疑、张载的儒宗地位多有南宋学者质疑不同,名可秀的儒宗地位一旦确立,就无人可以质疑。
作者有话要说:写完稷下论学十七章,就好像那种亢奋的状态一下子枯竭了下去……这思绪也在空中飘荡了好几天,才又落定了
这一章是昨晚上写完的,某一般凌晨五点起床,看一遍修文——今天八点钟有个重要聚会,在郊外比较远的农庄,六点钟就得出发,所以来不及修文了。本来昨晚上睡觉时还想到应该增加一段内容,于是,放到后面章节合适的地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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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届稷下论学会之后,也发生了如许的变化,有近期、明显的,也有远期的、隐性的。
而在稷下论学七日主场结束后,名可秀传注的《中庸正义》就正式发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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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中庸正义》仍然是由古今书坊发行,如同以往发行的儒家经籍般,同时发行平装本和精装本,而平装本的纸墨虽然质低但不劣,而校勘和版印则同样是“杭刻本”的高质量,却只售价十文,无论是对士人单售还是对书商量售都是一个价——这是古今书坊已经执行二十年的坊规:儒家经籍平装本一卷一律十文。
这个规矩源于名重生“让天下读书人都买得起《论语》”的宏愿,而名可秀将父亲的愿望进一步发扬——“让天下读书人都买得起儒家经籍!”
古今书坊是名可秀承自父亲的产业,至建炎四年时已成为大宋第一书坊,至大宪元年古今书坊的分部已经遍布大宋诸路各州府,甚至偏远的县城都有古今书坊的书铺。可以说,在有古今书坊的地方,即使乡村里的贫寒读书人都能攒出千文钱买齐儒家传注的《诗》《书》《易》《春秋》《论语》《孟子》这六部经籍。古今书坊这种不图利而造福天下读书人的义举赢得了士林的赞誉,而这也是名可秀在士林,尤其贫寒士子中享有盛誉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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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古今书坊向书商量售“十文《论语》”时,契约中有规定,书商不得超过十倍价售出,那些违约的书商立即被古今书坊发函勒令改正。不过,这些违约牟利的书商在当地也是颇有实力的商富,而且还有官员阶层的人脉,又自负对“十文《论语》”改头换面,即使古今书坊拿着契约查上门也抓不了证据——虽然古今书坊是书坊行业的行首,但有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
然而,古今书坊很快让他们知道了:真正的强龙是地头蛇压不住的。
当这些违约书肆背后的书商家族见识到“强龙”的实力时已经后悔莫及了,不仅书肆被书行以违信经营销去行内资格,同时申报官府取缔了其经营书业的凭历,整个家族也因为“贪利弃诚信”被报纸批露后受到人人唾弃,最终不得不变卖城里的产业避居乡下。
及后,当天下书商都知道古今书坊的大东主是名花流的宗主、同时也是临安商盟和东南海商盟的盟首名可秀时,人人心中悚然,都为前面抓了强龙逆鳞的违约书商道声“不开眼”。此后,当古今书坊陆续推出更多的“十文一卷经书”,也没有哪家书商敢打主意了——古今书坊并不是不要他们牟利,但是不能超越约定的限度赚取利润。古今书坊以“十文书”售给书商,就是允许书商赚取合理利润,以借天下书肆书铺之力,让各地的读书人都能买得起儒家经典,毕竟古今书坊再大,也无法以一家之力遍布各地域。
在名可秀的《中庸正义》发行后半年,宋周两国礼部先后发文,颁定《中庸正义》为官学的《中庸》教本,同时诏告天下,增加《中庸》为科考经义目的内容,而《中庸正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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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名可秀共着了三部经注,一是《论语集注》,二是《大学正义》,三是《中庸正义》,而这三经注都先后成为了南北两国颁定的经义目科考注本。
而名可秀的第三部经注成为官方颁定的教本,也就相当于确立了她儒宗的地位。
儒宗,就是儒家学者的宗师。
自北宋立国以来,迄今为止,前后涌现出的能被称为“儒学大家”的不下百数十人,但被南北儒者公认为“儒宗”的却不到十位。
何以哉?
因为成为“儒宗”的标准很高。
《左传》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儒家论儒的最高功绩,就是遵循这“三不朽”——其上立德,指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圣德于当代,惠泽被于无穷,如伏羲、神农、周公;其次立功,指拯厄除难,功济于时,如大禹、后稷;再次立言,一曰着书立说,二曰开创学派,如老子、孔子、孟子。
儒家认为,史上能全面做到“三不朽”的,唯孔子一人。当然,“儒宗”是在圣、哲之下,“三不朽”的标准不能与伏羲、大禹、孔子这些先王先圣比较,但至少要在“三不朽”的其中之一有杰出贡献,并且影响深远。
比如现今儒者们公认的北宋以来的几位儒宗中,范仲淹是“立德”和“立言”兼具,王安石、司马光、邵雍、张载、二程都是“立言”,南宋首任宰相丁起是“立功”。
这位已经病逝的南宋宰相是靖康之后首位被承认的“儒宗”,因为其主持、推行的建炎新政挽救了危如累卵的大宋朝,使国家实现了富国强兵,而且为后面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论“事功”的功绩是在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之上——后二者虽然提出了良法,但实施失败了,没有建起“功”。
然而,建炎新政的真正设计者是名可秀,而她隐在幕后指挥,这“立功”自然落不到她头上——名可秀对此并不在意。
但是,身在朝廷、为建“事功”奋斗的大公党成员们却很在意。儒家士大夫的最高追求是什么?不是功名富贵,也不是死后追谥为“文正”,而是“死而不朽”!——“三不朽”是最耀眼的青史留名!
丁起树立“三不朽”的“立功”,除了他自身的能力、智慧外,还与名可秀的造就分不开,这对大公党成员们太有鼓舞意义了——谁不想成为治世之名臣,然后更上一层楼,成就“立功”之“不朽”呢?
名可秀以“立功”的荣耀造就追随者的辉煌,这是非常聪明的做法,也能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
对于名可秀自身而言,即使她身处幕后,无法光明正大地成就“立功”,但她的《论语集注》被宋周两国都颁定为官学教本后,就已确立了她大儒的地位,而她创建的共济会规模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大,真正做到了“博施济众”,而其成法可为后世借鉴,可谓“惠泽被于无穷”,从这个层面来讲,已经达到了儒家践履躬行、德施天下的“立德”标准了。
但是,儒家的“三不朽”的范围是模糊的,标准也是不明确的,更多的取决于儒者们的认可和尊崇,确切地讲,是当世大儒和名儒们的认可,而名可秀身为女子,这就使她在男尊社会里获得“儒宗”这种认同比起其他大儒要艰难得多,换句话讲,就是认可她为儒宗的心理水平线被扯高了。
而名可秀的《中庸正义》成为宋周两国先后颁定的官学《中庸》教本,她在儒学界的声望再次达到了一个高点,稷下学宫祭酒谯定在一次学者集会上公开赞誉她为“南北儒宗”,得到了大部分稷下学者的认同。
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庸正义》成为名可秀的第三部官学儒经教本,而是因为名可秀对中庸精神的诠释,或者说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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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名可秀诠释的《论语集注》和《大学正义》还是在纠正前辈大儒的谬解,那么《中庸正义》就是在“仁”的核心上,以“中、庸”为大本,完善地阐发了儒家的中庸精神,确立了更适合治世、平天下的儒家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对孔子“中庸”思想的最圆满的诠释。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孔子虽然视中庸为至高之德,但在《论语》中明确提及中庸的只有一句话:“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其中庸思想是散落、隐藏在《论语》的章句经义里。子思着《中庸》文章,将孔子的中庸思想阐发了出来,但子思的“中庸”只是儒家思想中的一种,如仁义、礼乐、孝慈、忠恕、圣知(圣智)等,而地位还在仁义、礼、孝慈之后,故一直未为儒家重视,直到北宋才开始注重,二程并做有《中庸解》,但是二程诠释的“中庸”仍然是“独立”的,没有成为儒家的纲绳,而这个“纲”本应与仁这个“核”同等重要——没有“纲”,以“仁”为核心的儒学就是散乱的,没有一条纲线把它们串起来。
而名可秀做了这件事。
她以五句十八字作为中庸精神的纲,以中庸精神作为整个儒学的纲,不仅将儒家思想串连了起来,而且实现了范仲淹提倡却未做到的事——将儒学化繁为简。
“化繁为简”是名可秀做到的第二件事,这件事的意义同样重大。
它使儒学的微言大义变得浅显易懂——这样才能真正普及。
这是名可秀注解《论语》和《大学》就在做的事,而《中庸正义》更进一步,树起了儒学的“纲”,有了这个“纲”就将整个儒学都变得简单起来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儒学只有变得浅显易懂,才不会成为“高阁学问”,传到后世子孙就会半知半懂,或懵懵懂懂,至最后不懂就束之高阁了,更糟糕的一种结果是,因为没有真正学明白而谬解或阉割儒学,那就成了误国之学了,害人害世。
所以范仲淹不愧是有极远大目光的儒宗,一早就提出化儒学为简,而他没做到的事,名可秀做到了,单论这个治学的功绩,就已在范仲淹的“立言”之上。
名可秀还做到了第三件事。
是什么呢?
两个字:条理。
这是可以与“化繁为简”相提并论的两个字。
北宋的儒家们,从范仲淹起,至胡瑗等宋初三先生,再至庆历五先生,又至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新旧两党的儒学大家,都各自修注儒学,但他们都并没有将儒学有条理的归类,或分出层次,学儒经的人仍然看不到儒学的整体脉络,研读儒经如同瞎子摸象,没有清晰的整体,又如同大海里的游水,茫茫一片。
自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这五位先生起,开始注重将儒学条理化,目的是为了让儒学易懂,但他们没有成功,比如周敦颐和邵雍这两位易学大宗,都将儒学太极化,以“太极”为儒学的“纲”来解释儒学,首先这个“纲”就抓错了,不仅没将儒家思想串连起来,而且还往更玄妙的方向狂奔而去了,太极本就是极高深的“道”,越解释越玄乎,让人怎么学呢?
名可秀三万字的《中庸正义》做到了这件事,以中庸为纲,将儒学条理化、层次化,其上为宇宙观,其下为世界观,完整而又清晰,而方法论具体,儒家目标分阶段——这样才能普及做到,否则浅显易懂了、知道了却做不到,那就是只有认知而无法践履的学问。
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成就。
儒学修到这一步,名可秀可以说已经超越了孟子之后的历代大儒。即使还有儒者心理接受不了一个女子在儒学上有如此成就,但是不得不承认,名可秀的“立言”已经超越了北宋儒宗范仲淹的“明体达用之学”(认明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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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的“明体达用之学”一革汉儒以来的章句训诂之学,开启了宋学的重义理、重创新、重学问的经世应用,故被称为开启宋学之儒宗。而名可秀的中庸精神确立的儒家世界观和方法论包含了“明体达用之学”,而在内涵的深度和广度上又远远超越了它——只此一点,就可以确立名可秀儒宗的地位,何况还做到了“纲”、“化繁为简”、“条理”这三件大事呢?
为什么宋周两国的礼部都颁定《中庸正义》为官学教本,并将《中庸》从《礼记》中提出来,单独增加为经义考的科目呢?就是因为看到了这部《中庸正义》的真正价值和对儒学的重要意义。
故,名可秀儒宗的地位确立无疑。
不仅仅是南面大宋的儒宗,也是北面大周的儒宗。
有人质疑吗?
当然有大儒质疑,质疑她诠释的一些经义或创新提出的一些观点。但是,你能建立起一个比她树立的“中庸”更为清晰、更为完善的儒学的“纲”吗?你能比她的“化繁为简”更为简吗?你能比她的“条理”更为条理吗?
——不能!
那就无人质疑,因为无人能够质疑。
所以,与二程的儒宗地位多有北周学者质疑、张载的儒宗地位多有南宋学者质疑不同,名可秀的儒宗地位一旦确立,就无人可以质疑。
作者有话要说:写完稷下论学十七章,就好像那种亢奋的状态一下子枯竭了下去……这思绪也在空中飘荡了好几天,才又落定了
这一章是昨晚上写完的,某一般凌晨五点起床,看一遍修文——今天八点钟有个重要聚会,在郊外比较远的农庄,六点钟就得出发,所以来不及修文了。本来昨晚上睡觉时还想到应该增加一段内容,于是,放到后面章节合适的地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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