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97章:历史系的混乱时代
当苏亦说,自己稍微熟悉的曰本学者之后白鸟库吉的时候,周一良就笑了。
“你之前还提到蒙满回藏鲜之学,确实应该熟悉他,他应该算是这个方面的鼻祖了。”
白鸟库吉,这个名字,苏亦想不听说过都难。
白鸟库吉,日本东洋史学界泰斗,日本东洋史学东京文献学派创始人。曾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为日本昭和天皇裕仁在东宫时代的侍讲帝师。他是日本近代对北方民族、西域史、朝鲜史、蒙古学、中国神话研究的开拓者,被视为日本近代“西域史、朝鲜史、蒙古学的最高权威”,一生在人种、语言、宗教、历史,民俗,神话,传说,考古等领域贡献颇多,世有日本近代东洋史学界的“太阳”尊称。
同时代,唯一可以跟其相提并论的,或许就是内藤湖南了。
一个称为东大学派另一个被称为京大学派,就是东京大学跟京都大学。
这个家伙,是啥人?
就是曰本蒙满回藏鲜之学才推动者。
从日本的明治维新之后也就是中国的晚清时代起,日本就对满蒙怀有领土要求,这一点,从明治年间突然风起云涌的满蒙研究就可以看出。
1908年,白鸟库吉在满铁总裁后藤新平的支持下,建立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陆续出版满洲历史地理1913、朝鲜历史地理1913,建立“白山黑水文库”,在1915年更出版满蒙研究汇报,大大推动了日本上下对朝鲜、满洲、蒙古的历史研究与现实关切。
说着,周一良又分享白鸟库吉博士向陈寅恪请教所谓中亚史问题的故事。
不过这个故事,并非周一良本人,而是陈门的另外一个弟子蓝文征。
“民国二十二年我在日本,有天在东洋文库吃饭,饭后大家闲谈,白鸟库吉称我蓝君,我心里很不舒服,我在东北大学已当了好多年教授,不称我蓝教授也当称我蓝先生,但我不好表现出来。”
“当时,和田清跑东北,回来拿了一张中国的地契,说是三百年前明末的东西,赞叹不绝,大家传观,传到清水博士,他递与我先看,我看过了又交与他,他看了问我意见,我答以此非明末文件,而是光绪时文件,和田以为是弘光,我看是光绪,写地契的人写错了,把绪字的纟旁写成弓,把者写成了厶,如此而已。”
“白鸟坐在对面不远,听到了,很惊讶,他要我再看看,我业已看过,我不再看。但说:这纸是清末流行东北的双找纸,又厚又粗,不是明纸;钱的单位用吊,这是清制,明制为贯或缗,它的格式为清末至今通行的格式。白鸟点头,和田清过来和我握手致谢。”
“白鸟又说:蓝君,你认不认得陈教授?我答:是不是陈援庵先生?他说:不是,是陈寅恪先生。我说:那是恩师。白鸟一听马上隔桌趋前伸过手来。”
“白鸟在日本史学界,被捧得如太阳,如何对陈先生如此佩服、尊敬呢?他说了,他研究中亚史问题,遇到困难,写信请教奥国学者,复信说向柏林大学某教授请教,而柏林大学的复信说应请教陈教授,当时钱稻孙度春假来日,正住隔房,他说可以代为求教陈教授,钱的春假未完,陈教授的复信已到,而问题也解决了。他说如无陈教授的帮助,可能至死不解。”
整个故事听完。
苏亦只能感慨,陈寅恪先生牛掰。
陈寅恪先生确实牛,牛到近乎被神话的地步。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陈寅恪先生的学问,尤其是对他的考究之学,觉得太过于细碎拖沓。
至于沙畹,一个法国人,也没啥好说的。
周一良对曰本的诸多学者如数家珍,苏亦也不意外。
因为,周一良对日本史和亚洲史造诣尤深,苏亦是知道的,1949年以前曾讲授日本史。建国后,他创设亚洲各国史课程,培养了一批亚洲史及日本史的教学和研究人才。
毕竟,他1939年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入远东语文系,主修曰本语言文学,并学梵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兼在哈佛大学陆军特别训练班教日语。1944年获博士学位后,还担任了一年多的哈佛大学日语教员,直到1946年才回国。
所以,在五十年代,周一良还经常出访曰本,甚至有曰本人过来访问,还担任过日语翻译,他的日语水平以及曰本史的造诣,在国内的教授中,绝对算一流的。
至于周一良,一个早年间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人,为什么在五十年代突然研究亚洲各国历史,就跟当时的国家大环境有关系了。
因为刚建国,国际大环境并不是很好。
国家需要学者研究亚洲各国的历史,这个时候,周一良就被选中了。
当时,教育部鼓励各高校尽力开辟亚洲史的研究和教学新园地。周一良、跟丁则良二人都因功底深厚、路数宽广,较之他人更易改换研究方向,而被优先选中。
当然,上面首先是看中的是他们两位可以割舍旧爱,另起炉灶,接受新任务。
大局底定,旋由教育部组织人力,编写亚洲各国史大纲,周一良受命主持其,并负责古代部分的编写;近代部分的编写则落在丁则良先生的头上。这个工程搞了好几年,从丁先生手里出来的文稿,大受周一良的赞赏。
实际上,从周一良日后担任的职位就可以看出来,他那段时间的研究方向。
1952年以后,任北京大学历史西教授,兼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亚洲亚非室教研室主任、历史系副主任、主任,多次到亚洲、欧美等国家和地区讲学和进行学术交流。
在关于佛教史,西域史方面,苏亦多少还能够跟周一良请教一番,对于曰本史,基本上就是苏亦在聆听的份了。
所以,大约了讲了快一个小时以后,周一良就判断出来,苏亦在曰本史方面是一个半吊子了。
到最开,离开的时候,周一良突然问,“你日语水平如何?”
苏亦实话实说,“发言不准确,但最近又在学习日语,勉强可以阅读文献。”
周一良点头,“你的导师季庚先生,日语水平很不错,尤其是对晚近以来曰本考古学者在中国的考古非常有研究,未来你要继承季庚先生的衣钵,势必要提升自己的日语水平,同样,如果你对日本史感兴趣的话,周末,就可以到燕东园24号楼来找我。”
说着,这位已经是满头白发的老人,拿起自己是书籍,便迈步离开了图书馆林荫道,朝着燕东园的方向走去。
苏亦刚准备相送,就被老人拒绝了。
老人只说了四个字,“对你不好!”
为什么要说对苏亦不好?
还是跟他时下的尴尬身份有关系。
十年结束以后,他就属于一直被监管的状态。
甚至早些时候,梁晓活动的地方就是北大北墙里边两座灰色的楼,叫“北招待所”,整个被梁晓包了,他们吃、住、写东西都在里头。
审查开始几周不让回家,后来两周回家一次,后来一周一次,后来3天一次,最后变成回家住,白天都在“北招待所”开会写检查。
不过现在已经两年过去,他们的审查期基本上就要过去了。
不然,这位老教授怎么可以在北大自由出入,还去图书馆借书。
甚至,还可以让苏亦上门拜访。
然而,这种影响也并没有全部消散,不然,老人何至于此,不让苏亦相送,还担心对他一个学生影响不好。
然而,这是老人的心结所在,苏亦也不比执拗的去证明什么。
望着老人离开的背影,苏亦只能感慨。
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都要放到所在的年代去评论,不能脱离所在的年代以及其遭受的经历。
但那样的年代,又不是一定要经历?
只能说造化弄人吧。
那么为什么周一良担心会对苏亦影响不好呢?
这也是跟时下北大的氛围有关,一切都是乱糟糟的,因为十年间压下来的事情太多了。学校的大环境乱,历史系这边也很乱。
时下北大的历史系的教员组成,大概有四种,遗老,老中青。
遗老是哪一波人呢?
在历史系,邓广铭、周一良、张芝联三位先生肯定是属于遗老。
那么考古专业呢?
苏秉琦、阉文儒、宿白三位先生肯定也属于遗老。
那么老人呢?
考古教研室这边就不多了。
主要还是存在于历史系这边。
比如,周一良先生曾经提到的王永兴。
实际上,十年过后,北大缺人的厉害。
这种情况下,邓广铭担任历史系主任之后,做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挖人。
用他的话来说,此刻的北大,能上课的人,根本就没有。
总不能让一个快八十岁的老人上台讲课吧?
邓主任当时的第一个决定是,青年教师不急于上课,更不要去上基础课,要去进修。
甚至,邓广铭还感慨,“能上的,倒是有两个,可他们能来吗!”
邓先生说的这“两个“,一指周一良,二指田余庆。当时这两个人正在梁晓学习班接受审查。
这样,邓先生外请了一批人来开课。一时之间,历史系的课堂上外来教师云集。
有宁可讲中国通史、蔡美彪讲辽金元史、漆侠讲宋代经济史、胡如雷讲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刘乃和讲历史知识讲座、王利器讲古文选读。
其中,漆侠就是邓广铭先生名下的首位研究生。
不过邓广铭这个决定,并不是没有坏处的。
坏处就是这个决定冲击了北大历史系不少教员的利益。
这一下惹翻了系里好多人。晃荡十年了,好不容易盼到这个时候,谁不想上课?
可以说回到讲台,就是这帮教员最为热切的期盼。
其实,在十年后期,只要有一点点工夫,人人都在用功。年轻一点的或是学了英语、或是学了日语。
这还是在历史系的普通老师身上,放到考古专业这边,成果都出了好一大波了。
因为,考古教研室这边,该发掘的发掘,发文章的发文章,可以说,考古专业是整个北大历史系恢复元气最快的专业。
而历史专业这边,也不都是吃干饭的,这些老师的抽屉里,也存了不知道多少文章,指望着早日发表。
所以从这点来说,邓广铭先生确实动了不少北大历史系教员的奶酪,估计这一点,邓广铭先生都料想不到。
不过只要是北大历史系的学生,都知道邓广铭先生的强势是出了名的。
比如,他上任之初,电话铃声一响,邓先生拿起电话来说:“我姓邓,邓xx的邓!“其实人家未必问起他“贵姓“,邓先生也要这样说话。
这时,历史系的师生基本上都知道,为什么邓广铭先生会强调他这个邓是另外一个邓呢?
这是有原因的。
在这个特殊的年代,另外一个邓表达的含义更重。
所以,历史系的师生慢慢也感受到他这是一种表示,表示他对自己说出的话负着责任。邓先生上任在1978年底,这个时候,77级入校已大半年,78级入校也有三个月了,一朝遂愿入校,两届学生都在嗷嗷待哺。上课,这是劈头第一大事。
他的主张常常高于他的实施;他的表达,又常常高于自己的主张。
如像邓广铭先生所说,系里只有两个人可以上课,就是一种极端的表达,他的意思只在强调自己的主张和决心。
事实上,北大肯定不只有两个老师在上课,比如,商鸿逵、许大龄先生都在开课;张光达、罗荣渠两位本是他欣赏的人,也开了课。
世界史方面,他没有外聘一人,都是本系的教师在开课。
因为张芝联这样的大牛坐镇,人才济济。
从校外请人讲课,应了一时之急,应无异议。
那个时候各校的历史系都在先后复课,像这样一张课表,可不是哪家都能拿出来的。
邓广铭先生以他在学界的人脉和号召力,让77级、78级学生见识到这些大家,平心而论,确属难得。
邓先生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抢先一步,打了一个时间差,成就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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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之前还提到蒙满回藏鲜之学,确实应该熟悉他,他应该算是这个方面的鼻祖了。”
白鸟库吉,这个名字,苏亦想不听说过都难。
白鸟库吉,日本东洋史学界泰斗,日本东洋史学东京文献学派创始人。曾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为日本昭和天皇裕仁在东宫时代的侍讲帝师。他是日本近代对北方民族、西域史、朝鲜史、蒙古学、中国神话研究的开拓者,被视为日本近代“西域史、朝鲜史、蒙古学的最高权威”,一生在人种、语言、宗教、历史,民俗,神话,传说,考古等领域贡献颇多,世有日本近代东洋史学界的“太阳”尊称。
同时代,唯一可以跟其相提并论的,或许就是内藤湖南了。
一个称为东大学派另一个被称为京大学派,就是东京大学跟京都大学。
这个家伙,是啥人?
就是曰本蒙满回藏鲜之学才推动者。
从日本的明治维新之后也就是中国的晚清时代起,日本就对满蒙怀有领土要求,这一点,从明治年间突然风起云涌的满蒙研究就可以看出。
1908年,白鸟库吉在满铁总裁后藤新平的支持下,建立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陆续出版满洲历史地理1913、朝鲜历史地理1913,建立“白山黑水文库”,在1915年更出版满蒙研究汇报,大大推动了日本上下对朝鲜、满洲、蒙古的历史研究与现实关切。
说着,周一良又分享白鸟库吉博士向陈寅恪请教所谓中亚史问题的故事。
不过这个故事,并非周一良本人,而是陈门的另外一个弟子蓝文征。
“民国二十二年我在日本,有天在东洋文库吃饭,饭后大家闲谈,白鸟库吉称我蓝君,我心里很不舒服,我在东北大学已当了好多年教授,不称我蓝教授也当称我蓝先生,但我不好表现出来。”
“当时,和田清跑东北,回来拿了一张中国的地契,说是三百年前明末的东西,赞叹不绝,大家传观,传到清水博士,他递与我先看,我看过了又交与他,他看了问我意见,我答以此非明末文件,而是光绪时文件,和田以为是弘光,我看是光绪,写地契的人写错了,把绪字的纟旁写成弓,把者写成了厶,如此而已。”
“白鸟坐在对面不远,听到了,很惊讶,他要我再看看,我业已看过,我不再看。但说:这纸是清末流行东北的双找纸,又厚又粗,不是明纸;钱的单位用吊,这是清制,明制为贯或缗,它的格式为清末至今通行的格式。白鸟点头,和田清过来和我握手致谢。”
“白鸟又说:蓝君,你认不认得陈教授?我答:是不是陈援庵先生?他说:不是,是陈寅恪先生。我说:那是恩师。白鸟一听马上隔桌趋前伸过手来。”
“白鸟在日本史学界,被捧得如太阳,如何对陈先生如此佩服、尊敬呢?他说了,他研究中亚史问题,遇到困难,写信请教奥国学者,复信说向柏林大学某教授请教,而柏林大学的复信说应请教陈教授,当时钱稻孙度春假来日,正住隔房,他说可以代为求教陈教授,钱的春假未完,陈教授的复信已到,而问题也解决了。他说如无陈教授的帮助,可能至死不解。”
整个故事听完。
苏亦只能感慨,陈寅恪先生牛掰。
陈寅恪先生确实牛,牛到近乎被神话的地步。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陈寅恪先生的学问,尤其是对他的考究之学,觉得太过于细碎拖沓。
至于沙畹,一个法国人,也没啥好说的。
周一良对曰本的诸多学者如数家珍,苏亦也不意外。
因为,周一良对日本史和亚洲史造诣尤深,苏亦是知道的,1949年以前曾讲授日本史。建国后,他创设亚洲各国史课程,培养了一批亚洲史及日本史的教学和研究人才。
毕竟,他1939年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入远东语文系,主修曰本语言文学,并学梵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兼在哈佛大学陆军特别训练班教日语。1944年获博士学位后,还担任了一年多的哈佛大学日语教员,直到1946年才回国。
所以,在五十年代,周一良还经常出访曰本,甚至有曰本人过来访问,还担任过日语翻译,他的日语水平以及曰本史的造诣,在国内的教授中,绝对算一流的。
至于周一良,一个早年间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人,为什么在五十年代突然研究亚洲各国历史,就跟当时的国家大环境有关系了。
因为刚建国,国际大环境并不是很好。
国家需要学者研究亚洲各国的历史,这个时候,周一良就被选中了。
当时,教育部鼓励各高校尽力开辟亚洲史的研究和教学新园地。周一良、跟丁则良二人都因功底深厚、路数宽广,较之他人更易改换研究方向,而被优先选中。
当然,上面首先是看中的是他们两位可以割舍旧爱,另起炉灶,接受新任务。
大局底定,旋由教育部组织人力,编写亚洲各国史大纲,周一良受命主持其,并负责古代部分的编写;近代部分的编写则落在丁则良先生的头上。这个工程搞了好几年,从丁先生手里出来的文稿,大受周一良的赞赏。
实际上,从周一良日后担任的职位就可以看出来,他那段时间的研究方向。
1952年以后,任北京大学历史西教授,兼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亚洲亚非室教研室主任、历史系副主任、主任,多次到亚洲、欧美等国家和地区讲学和进行学术交流。
在关于佛教史,西域史方面,苏亦多少还能够跟周一良请教一番,对于曰本史,基本上就是苏亦在聆听的份了。
所以,大约了讲了快一个小时以后,周一良就判断出来,苏亦在曰本史方面是一个半吊子了。
到最开,离开的时候,周一良突然问,“你日语水平如何?”
苏亦实话实说,“发言不准确,但最近又在学习日语,勉强可以阅读文献。”
周一良点头,“你的导师季庚先生,日语水平很不错,尤其是对晚近以来曰本考古学者在中国的考古非常有研究,未来你要继承季庚先生的衣钵,势必要提升自己的日语水平,同样,如果你对日本史感兴趣的话,周末,就可以到燕东园24号楼来找我。”
说着,这位已经是满头白发的老人,拿起自己是书籍,便迈步离开了图书馆林荫道,朝着燕东园的方向走去。
苏亦刚准备相送,就被老人拒绝了。
老人只说了四个字,“对你不好!”
为什么要说对苏亦不好?
还是跟他时下的尴尬身份有关系。
十年结束以后,他就属于一直被监管的状态。
甚至早些时候,梁晓活动的地方就是北大北墙里边两座灰色的楼,叫“北招待所”,整个被梁晓包了,他们吃、住、写东西都在里头。
审查开始几周不让回家,后来两周回家一次,后来一周一次,后来3天一次,最后变成回家住,白天都在“北招待所”开会写检查。
不过现在已经两年过去,他们的审查期基本上就要过去了。
不然,这位老教授怎么可以在北大自由出入,还去图书馆借书。
甚至,还可以让苏亦上门拜访。
然而,这种影响也并没有全部消散,不然,老人何至于此,不让苏亦相送,还担心对他一个学生影响不好。
然而,这是老人的心结所在,苏亦也不比执拗的去证明什么。
望着老人离开的背影,苏亦只能感慨。
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都要放到所在的年代去评论,不能脱离所在的年代以及其遭受的经历。
但那样的年代,又不是一定要经历?
只能说造化弄人吧。
那么为什么周一良担心会对苏亦影响不好呢?
这也是跟时下北大的氛围有关,一切都是乱糟糟的,因为十年间压下来的事情太多了。学校的大环境乱,历史系这边也很乱。
时下北大的历史系的教员组成,大概有四种,遗老,老中青。
遗老是哪一波人呢?
在历史系,邓广铭、周一良、张芝联三位先生肯定是属于遗老。
那么考古专业呢?
苏秉琦、阉文儒、宿白三位先生肯定也属于遗老。
那么老人呢?
考古教研室这边就不多了。
主要还是存在于历史系这边。
比如,周一良先生曾经提到的王永兴。
实际上,十年过后,北大缺人的厉害。
这种情况下,邓广铭担任历史系主任之后,做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挖人。
用他的话来说,此刻的北大,能上课的人,根本就没有。
总不能让一个快八十岁的老人上台讲课吧?
邓主任当时的第一个决定是,青年教师不急于上课,更不要去上基础课,要去进修。
甚至,邓广铭还感慨,“能上的,倒是有两个,可他们能来吗!”
邓先生说的这“两个“,一指周一良,二指田余庆。当时这两个人正在梁晓学习班接受审查。
这样,邓先生外请了一批人来开课。一时之间,历史系的课堂上外来教师云集。
有宁可讲中国通史、蔡美彪讲辽金元史、漆侠讲宋代经济史、胡如雷讲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刘乃和讲历史知识讲座、王利器讲古文选读。
其中,漆侠就是邓广铭先生名下的首位研究生。
不过邓广铭这个决定,并不是没有坏处的。
坏处就是这个决定冲击了北大历史系不少教员的利益。
这一下惹翻了系里好多人。晃荡十年了,好不容易盼到这个时候,谁不想上课?
可以说回到讲台,就是这帮教员最为热切的期盼。
其实,在十年后期,只要有一点点工夫,人人都在用功。年轻一点的或是学了英语、或是学了日语。
这还是在历史系的普通老师身上,放到考古专业这边,成果都出了好一大波了。
因为,考古教研室这边,该发掘的发掘,发文章的发文章,可以说,考古专业是整个北大历史系恢复元气最快的专业。
而历史专业这边,也不都是吃干饭的,这些老师的抽屉里,也存了不知道多少文章,指望着早日发表。
所以从这点来说,邓广铭先生确实动了不少北大历史系教员的奶酪,估计这一点,邓广铭先生都料想不到。
不过只要是北大历史系的学生,都知道邓广铭先生的强势是出了名的。
比如,他上任之初,电话铃声一响,邓先生拿起电话来说:“我姓邓,邓xx的邓!“其实人家未必问起他“贵姓“,邓先生也要这样说话。
这时,历史系的师生基本上都知道,为什么邓广铭先生会强调他这个邓是另外一个邓呢?
这是有原因的。
在这个特殊的年代,另外一个邓表达的含义更重。
所以,历史系的师生慢慢也感受到他这是一种表示,表示他对自己说出的话负着责任。邓先生上任在1978年底,这个时候,77级入校已大半年,78级入校也有三个月了,一朝遂愿入校,两届学生都在嗷嗷待哺。上课,这是劈头第一大事。
他的主张常常高于他的实施;他的表达,又常常高于自己的主张。
如像邓广铭先生所说,系里只有两个人可以上课,就是一种极端的表达,他的意思只在强调自己的主张和决心。
事实上,北大肯定不只有两个老师在上课,比如,商鸿逵、许大龄先生都在开课;张光达、罗荣渠两位本是他欣赏的人,也开了课。
世界史方面,他没有外聘一人,都是本系的教师在开课。
因为张芝联这样的大牛坐镇,人才济济。
从校外请人讲课,应了一时之急,应无异议。
那个时候各校的历史系都在先后复课,像这样一张课表,可不是哪家都能拿出来的。
邓广铭先生以他在学界的人脉和号召力,让77级、78级学生见识到这些大家,平心而论,确属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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