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70章:那一夜,她问我发掘报告该怎么写
定陵故事讲完的一周之后,苏亦离开河宕遗址。
直到他离开,河宕遗址的发掘报告依旧没有整理完毕,但关键的部分,差不多整理完毕。
整个报告,主要分为概述、地层堆积、生活居住遗迹、文化遗物、墓葬、小结与讨论五章,加上附表,附录,总共也就七章。
整个报告框架上,主要是参考苏秉琦先生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而非宿白先生的《白沙宋墓》,不是苏亦不想按照自己导师的著作来,而是实际条件不允许。
因为整个河宕遗址更加接近斗鸡台遗址,而非白沙宋墓。
然而,白沙宋墓不是没有借鉴,在撰写墓葬的部分,苏亦或多或少都借鉴了不少,比如分析墓葬形制,葬式跟葬俗都有借鉴。
然而,因为时代的关系,科技水平的进步,在分析河宕遗址墓葬的部分,也要加入自己的特色,比如体质形态与人种鉴定,甚至,还通过头盖骨分析了河宕人拔牙习俗,以及各种墓葬随葬品。
河宕遗址发掘的时候,就曾经发现了发现了77座墓葬和19个男女施行人工拔牙的个体,其中有一部分人骨架保存较好,社科院考古所专家来现场鉴定提供了条件。
鉴定结果表明“河宕人”是环珠江口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体质形杰具有特征和实施拔牙习俗的典型材料。
最后才是墓葬分类及其年代推断。
在大部分的遗址报告中,墓葬部分都是重之重,这是,前面的发掘报告定下来的基调。
比如新中国第一本田野发掘报告——《辉县发掘报告》,墓葬分析也是重之重。
不过河宕遗址的发掘报告跟辉县发掘报告,肯定是没法比拟的。
先说阵容。
报告编写由梁思永主持,他亲自拟定体例,与夏鼐商量后再交由发掘团成员分头撰写。
在报告编写过程中,采取了导师制的人才培养方式——梁思永指导安志敏,夏鼐指导王仲殊,郭宝钧指导王伯洪,苏秉琦指导石兴邦。
这里面涉及到的每一个人都是中国考古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不说,梁思永、夏鼐、苏秉琦、郭宝均四人,就说安志敏、王伯洪、王仲殊、石兴邦四人,也都是考古界内,各自领域上的大牛。
而,辉县遗址的发掘,主要任务是对团里的四名年轻人安志敏、石兴邦、王伯洪和王仲殊进行田野考古培训。
这是苏亦享受不了的待遇。
河宕遗址的发掘,跟他没啥关系,也不是省博为了培养他而进行的发掘。
不过河宕遗址的发掘报告跟他的关系就挺大了。
可以说,整个发掘报告,都是杨式挺为了培养他的报告撰写而编撰的。
整个过程之中,不仅杨式挺倾囊相授。
期间,还经常跟远在北大的苏秉琦先生通信请教。
河宕遗址,最为关键的两个部分就是第四章的文化遗物以及第五章的墓葬。
前者受到苏秉琦先生不少的指点,后者则受到宿白先生白沙宋墓的诸多影响。
期间,苏亦也尝试着给宿白先生写信求援,没有想到宿先生还真的就给他回信了。
不仅在信件上给他诸多指点,还给了邮寄了不少发掘报告专著。
估计是生怕他远在考古工地查找资料不容易,其中就有梁思永先生编撰的《城子涯》以及《辉县发掘报告》,这两部发掘报告都跟梁思永先生有关,显然,宿白先生也考虑到梁思永先生对他考古学术启蒙的影响。
其中在《城子涯》报告中,还有不少的批注。
这倒是宿白先生一贯的风格,之前在他的《白沙宋墓》里面注释就比正文多。
而宿先生之所以对城子涯批注,主要是报告体例虽由梁思永创制,但参与发掘者甚众,报告内容又杂出众人之手。
其中,就有郭宝均、梁思永、吴金鼎、董作宾等人。
梁思永为了迁就原稿而留有诸多遗憾,所以他后来一直有强烈的愿望要“一气呵成”殷墟西北冈王陵的发掘报告,可惜因战乱和身体原因而再留遗憾。
宿白生怕苏亦不了解这些人的学术思想都一一做了注释。
其实,他对除梁思永先生之外,三个都不算陌生。
郭宝均老先生就不说了。
北大学子对他都不算陌生。
至于董作宾,甲骨四堂,郭董罗王,稍微对甲骨文有点研究的人,都对他不陌生。
没啥好说的。
三人中,唯一陌生的就是吴金鼎。
然而,苏亦对于这位,还真不算太陌生。
因为,前世在云大读研的时候,就曾经读过他的《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这书开创了YN省近代考古学的先河,使大理成为了云南乃至全国进行现代文物考古,田野调查,发掘的重点地区之一。
之所以说这个就是想说明苏亦是认识吴金鼎的。
而之所以说《城子涯》,是因为河宕遗址调查报告是有借鉴里面的报告内容的。
比如,墓葬部分,提到河宕人体质形态与人种鉴定就借鉴了《城子涯》。
因为,《城子涯》这本中国考古的第一部报告就出现了科技考古内容。
从时代背景上来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也代表着中国考古界宽广的眼光。
所以从这部分来说,河宕遗址的发掘报告,并没有什么创新。
就是一部中规中矩的发掘报告。
然而,这终究是苏亦参与的第一部发掘报告的编写。
除了第四章,墓葬部分,他重点参与之外,第二部分地层堆积,几乎就是他第一次去河宕遗址发掘现场对文化层的分析文字版整理出来的。
来河宕遗址的第一天,曹子均考察他对河宕遗址文化层的了解,他分析完后,正好被商志谭教授撞见,当时,商教授就直接提议杨式挺把这部分整理一下编入发掘报告。
然而,杨式挺执行地比他的提议还要彻底,直接把这部发掘报告的框架交给苏亦来把握了。
所以,等苏亦离开祖庙工作站的时候,发掘报告虽然没有全部整理完毕,也已经进入收尾部分。
而他的名字也被列入发掘报告的编著作者当中。
名字仅仅排在杨式挺的后面。
当然,整理发掘报告是一件工作量相当大的工程。
参与河宕遗址所有人都有份。
要不是杨式挺的存在,苏亦怎么可能有机会参与报告的编著。
苏亦这种空降的伞兵,说难听点,也算是摘取别人的发掘成果。
然而,有了杨式挺的存在,这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要知道,体现遗址发掘水平的高低,比的是从遗址中能提取的信息量,田野发掘是第一关,整理是第二关,写报告公布于众是第三关。
而且,还是最为重要的一关。
没有发掘报告,就是考古人的自嗨。
啥都不是。
对于苏亦能够参加发掘报告的编著,宿白先生给予苏亦很高的肯定。
能够获得素来严厉的宿白先生肯定,对于他的弟子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其实一开始苏亦并没有想起来要跟导师求助,还是杨式挺在跟苏秉琦先生通信的时候,特意点了他一下。
杨式挺这些年因为石峡遗址的关系,连续多年跟苏秉琦先生通信,他跟老师苏秉琦先生关于学术上的探讨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然而,苏亦却不一样,他习惯了一个人单打独斗,就算是前世读研的时候,导师很少干涉他的研究方向,给了他极大的自由空间,随之而来给他提供的帮助也是有限的,万事要靠自己。
所以杨式挺的提点后,苏亦才后知后觉。
已经读了研究生,导师就是自己学术的引路人,撇开导师自己去闷头搞研究,有不尊师重道之嫌。
杨式挺的提点还是有用的,在人情世故方面,苏亦有时候多少有些拎不清。
果然,他把自己在省博的实习近况跟宿先生通报之后,宿先生给他回信的第一句话就是呵斥他分不清轻重缓急,研究方向东一个榔头西一个棒槌,没有规划性。
告诫他,这是学术上的大忌。
然后,要稳住性子,不要锋芒毕露。
还告诫他,时刻要注意自己北大学子的身份,不能弱了北大的名头也不能仗着北大学子的身份仗势欺人。
这些都是师长对弟子的日常告诫。
主要还是让戒骄戒躁。
全篇回信把他数落一通之后,再结尾处才来一句,“得知你参与河宕遗址的报告编写,吾心甚慰,特意给你挑选了数本报告,供你参阅。”
嗯,这些报告其中就是包括《城子涯》还有《辉县发掘报告》,之所以没邮寄《白沙宋墓》以及苏秉琦先生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等,那是因为之前苏亦在北大复试的时候,已经获赠。
宿白先生是一个严厉的人,对后辈的要求以严苛著称。
严苛到什么程度呢?
严苛到他觉得你不行,就算有机会给你上位,他都宁愿不要这个名额也要压着你。
所以能够获得宿白先生一个“吾心甚慰”的回复。
苏亦已经心满意足了。
离开祖庙工作站的时候,苏亦除了发掘报告还没完成,但报告已经进入收尾部分,还剩下一起附表以及附录的制作,还有一些鉴定数据需要去核定。
但这些都不是啥大问题。
有杨式挺存在,就可以搞定。
当然,苏亦对河宕遗址的贡献,不仅仅是发掘报告,还有对河宕遗址博物馆——广东陶都博物馆建立的推动。
他讲完定陵发掘经历的第三天,陶都博物馆的论证报告也完成了。
项目可行性论证报告具体咋写他不知道,但,论文他是会写的。
第一部分当然,就是绪论。
写过论文的人都知道,这部分肯定就包括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第一章则是概念界定与现状问题。其中就包含考古遗址博物馆的概念界定,宽泛的遗址、考古学中的遗址、考古的意义以及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定义。
除此之外,还要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的现状与问题。
第二章则是研究综述与相关理论。
比如,考古遗址博物馆国内研究综述,直接从清政府的第一个官办博物馆——京师同文馆博物馆,然后到正在建立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有国内综述肯定少不了国外综述。
国外的博物馆资料不容易找,但苏亦的记忆中,多少有些,比如,众所周知的古埃及亚历山大博物馆,它就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早的博物馆。
不过它跟一般概念上的博物馆不一样,更像是一所由研究机构、图书馆和学院组成的联合体,而非收藏文物和精品的地方。
然而,它屡次被提起,全因为它第一次使用了“Museum”一词,成为追溯博物馆起源,绕不开的对象。
先从博物馆的概念来论述。
第三章就是关于考古遗址博物馆的考古支撑。
第四章则是考古博物馆内容诠释。
分别用周口店北京猿人陈列馆、半坡遗址博物馆,定陵博物馆还有在建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为例去论述建设遗址博物馆的重要性。
最后就是论述全国首个陶瓷专题博物馆的重要性以及开创性。
论文写完,交给杨式挺,就直接被杨式挺评为全国首篇论述考古遗址博物馆的相关论文。
用杨式挺的话来说,国内又一个博物馆研究方向被他走在了前面。
他的论文稿件完成之后,被众人传阅,无一不惊叹不已。
然而,别人也只是惊叹,并没有付之于行动。
比如沈明、曹子均还有杨少详以及佛山馆几人,翻看论文,惊叹过后,就忙活手头上的工作了。
然而,有一个人不同,那就是白槿,这姑娘看到苏亦的论文的时候,表情还算平淡,然而,听到杨式挺对苏亦论文的评价之后,她望向苏亦的目光就双眼发光了。
那模样恨不得就生吃了苏亦。
苏亦知道这姑娘心中想的是什么,无非就是看中他在博物馆方面的学识而非他本人。
换句话来说,这姑娘看中的就是他的脑袋而非他的肉体。
从这点来说,这姑娘还是很聪明的。
之前苏亦关于定陵的问题向她提问的时候,她就通过观察苏亦给出一个笃定的答案。
这一次也是如此。
以她的专业水平,她看不懂苏亦论文里面论述的内容,或者说就算看得懂也不知道里面的真正价值。
然而,从杨式挺的口中获知价值之后,她就迅速抓住机会了。
在离开工作站的最后一天晚上,这姑娘就敲开了苏亦房门。
而且还是趁着沈明不在的时候,夜深人静,是想家的时候。
然而,长夜漫漫,孤男寡女共处一室,那么气氛就有些微妙了。
这姑娘,应该不是要问他遗址报告或者论文应该怎么写来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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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他离开,河宕遗址的发掘报告依旧没有整理完毕,但关键的部分,差不多整理完毕。
整个报告,主要分为概述、地层堆积、生活居住遗迹、文化遗物、墓葬、小结与讨论五章,加上附表,附录,总共也就七章。
整个报告框架上,主要是参考苏秉琦先生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而非宿白先生的《白沙宋墓》,不是苏亦不想按照自己导师的著作来,而是实际条件不允许。
因为整个河宕遗址更加接近斗鸡台遗址,而非白沙宋墓。
然而,白沙宋墓不是没有借鉴,在撰写墓葬的部分,苏亦或多或少都借鉴了不少,比如分析墓葬形制,葬式跟葬俗都有借鉴。
然而,因为时代的关系,科技水平的进步,在分析河宕遗址墓葬的部分,也要加入自己的特色,比如体质形态与人种鉴定,甚至,还通过头盖骨分析了河宕人拔牙习俗,以及各种墓葬随葬品。
河宕遗址发掘的时候,就曾经发现了发现了77座墓葬和19个男女施行人工拔牙的个体,其中有一部分人骨架保存较好,社科院考古所专家来现场鉴定提供了条件。
鉴定结果表明“河宕人”是环珠江口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体质形杰具有特征和实施拔牙习俗的典型材料。
最后才是墓葬分类及其年代推断。
在大部分的遗址报告中,墓葬部分都是重之重,这是,前面的发掘报告定下来的基调。
比如新中国第一本田野发掘报告——《辉县发掘报告》,墓葬分析也是重之重。
不过河宕遗址的发掘报告跟辉县发掘报告,肯定是没法比拟的。
先说阵容。
报告编写由梁思永主持,他亲自拟定体例,与夏鼐商量后再交由发掘团成员分头撰写。
在报告编写过程中,采取了导师制的人才培养方式——梁思永指导安志敏,夏鼐指导王仲殊,郭宝钧指导王伯洪,苏秉琦指导石兴邦。
这里面涉及到的每一个人都是中国考古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不说,梁思永、夏鼐、苏秉琦、郭宝均四人,就说安志敏、王伯洪、王仲殊、石兴邦四人,也都是考古界内,各自领域上的大牛。
而,辉县遗址的发掘,主要任务是对团里的四名年轻人安志敏、石兴邦、王伯洪和王仲殊进行田野考古培训。
这是苏亦享受不了的待遇。
河宕遗址的发掘,跟他没啥关系,也不是省博为了培养他而进行的发掘。
不过河宕遗址的发掘报告跟他的关系就挺大了。
可以说,整个发掘报告,都是杨式挺为了培养他的报告撰写而编撰的。
整个过程之中,不仅杨式挺倾囊相授。
期间,还经常跟远在北大的苏秉琦先生通信请教。
河宕遗址,最为关键的两个部分就是第四章的文化遗物以及第五章的墓葬。
前者受到苏秉琦先生不少的指点,后者则受到宿白先生白沙宋墓的诸多影响。
期间,苏亦也尝试着给宿白先生写信求援,没有想到宿先生还真的就给他回信了。
不仅在信件上给他诸多指点,还给了邮寄了不少发掘报告专著。
估计是生怕他远在考古工地查找资料不容易,其中就有梁思永先生编撰的《城子涯》以及《辉县发掘报告》,这两部发掘报告都跟梁思永先生有关,显然,宿白先生也考虑到梁思永先生对他考古学术启蒙的影响。
其中在《城子涯》报告中,还有不少的批注。
这倒是宿白先生一贯的风格,之前在他的《白沙宋墓》里面注释就比正文多。
而宿先生之所以对城子涯批注,主要是报告体例虽由梁思永创制,但参与发掘者甚众,报告内容又杂出众人之手。
其中,就有郭宝均、梁思永、吴金鼎、董作宾等人。
梁思永为了迁就原稿而留有诸多遗憾,所以他后来一直有强烈的愿望要“一气呵成”殷墟西北冈王陵的发掘报告,可惜因战乱和身体原因而再留遗憾。
宿白生怕苏亦不了解这些人的学术思想都一一做了注释。
其实,他对除梁思永先生之外,三个都不算陌生。
郭宝均老先生就不说了。
北大学子对他都不算陌生。
至于董作宾,甲骨四堂,郭董罗王,稍微对甲骨文有点研究的人,都对他不陌生。
没啥好说的。
三人中,唯一陌生的就是吴金鼎。
然而,苏亦对于这位,还真不算太陌生。
因为,前世在云大读研的时候,就曾经读过他的《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这书开创了YN省近代考古学的先河,使大理成为了云南乃至全国进行现代文物考古,田野调查,发掘的重点地区之一。
之所以说这个就是想说明苏亦是认识吴金鼎的。
而之所以说《城子涯》,是因为河宕遗址调查报告是有借鉴里面的报告内容的。
比如,墓葬部分,提到河宕人体质形态与人种鉴定就借鉴了《城子涯》。
因为,《城子涯》这本中国考古的第一部报告就出现了科技考古内容。
从时代背景上来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也代表着中国考古界宽广的眼光。
所以从这部分来说,河宕遗址的发掘报告,并没有什么创新。
就是一部中规中矩的发掘报告。
然而,这终究是苏亦参与的第一部发掘报告的编写。
除了第四章,墓葬部分,他重点参与之外,第二部分地层堆积,几乎就是他第一次去河宕遗址发掘现场对文化层的分析文字版整理出来的。
来河宕遗址的第一天,曹子均考察他对河宕遗址文化层的了解,他分析完后,正好被商志谭教授撞见,当时,商教授就直接提议杨式挺把这部分整理一下编入发掘报告。
然而,杨式挺执行地比他的提议还要彻底,直接把这部发掘报告的框架交给苏亦来把握了。
所以,等苏亦离开祖庙工作站的时候,发掘报告虽然没有全部整理完毕,也已经进入收尾部分。
而他的名字也被列入发掘报告的编著作者当中。
名字仅仅排在杨式挺的后面。
当然,整理发掘报告是一件工作量相当大的工程。
参与河宕遗址所有人都有份。
要不是杨式挺的存在,苏亦怎么可能有机会参与报告的编著。
苏亦这种空降的伞兵,说难听点,也算是摘取别人的发掘成果。
然而,有了杨式挺的存在,这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要知道,体现遗址发掘水平的高低,比的是从遗址中能提取的信息量,田野发掘是第一关,整理是第二关,写报告公布于众是第三关。
而且,还是最为重要的一关。
没有发掘报告,就是考古人的自嗨。
啥都不是。
对于苏亦能够参加发掘报告的编著,宿白先生给予苏亦很高的肯定。
能够获得素来严厉的宿白先生肯定,对于他的弟子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其实一开始苏亦并没有想起来要跟导师求助,还是杨式挺在跟苏秉琦先生通信的时候,特意点了他一下。
杨式挺这些年因为石峡遗址的关系,连续多年跟苏秉琦先生通信,他跟老师苏秉琦先生关于学术上的探讨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然而,苏亦却不一样,他习惯了一个人单打独斗,就算是前世读研的时候,导师很少干涉他的研究方向,给了他极大的自由空间,随之而来给他提供的帮助也是有限的,万事要靠自己。
所以杨式挺的提点后,苏亦才后知后觉。
已经读了研究生,导师就是自己学术的引路人,撇开导师自己去闷头搞研究,有不尊师重道之嫌。
杨式挺的提点还是有用的,在人情世故方面,苏亦有时候多少有些拎不清。
果然,他把自己在省博的实习近况跟宿先生通报之后,宿先生给他回信的第一句话就是呵斥他分不清轻重缓急,研究方向东一个榔头西一个棒槌,没有规划性。
告诫他,这是学术上的大忌。
然后,要稳住性子,不要锋芒毕露。
还告诫他,时刻要注意自己北大学子的身份,不能弱了北大的名头也不能仗着北大学子的身份仗势欺人。
这些都是师长对弟子的日常告诫。
主要还是让戒骄戒躁。
全篇回信把他数落一通之后,再结尾处才来一句,“得知你参与河宕遗址的报告编写,吾心甚慰,特意给你挑选了数本报告,供你参阅。”
嗯,这些报告其中就是包括《城子涯》还有《辉县发掘报告》,之所以没邮寄《白沙宋墓》以及苏秉琦先生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等,那是因为之前苏亦在北大复试的时候,已经获赠。
宿白先生是一个严厉的人,对后辈的要求以严苛著称。
严苛到什么程度呢?
严苛到他觉得你不行,就算有机会给你上位,他都宁愿不要这个名额也要压着你。
所以能够获得宿白先生一个“吾心甚慰”的回复。
苏亦已经心满意足了。
离开祖庙工作站的时候,苏亦除了发掘报告还没完成,但报告已经进入收尾部分,还剩下一起附表以及附录的制作,还有一些鉴定数据需要去核定。
但这些都不是啥大问题。
有杨式挺存在,就可以搞定。
当然,苏亦对河宕遗址的贡献,不仅仅是发掘报告,还有对河宕遗址博物馆——广东陶都博物馆建立的推动。
他讲完定陵发掘经历的第三天,陶都博物馆的论证报告也完成了。
项目可行性论证报告具体咋写他不知道,但,论文他是会写的。
第一部分当然,就是绪论。
写过论文的人都知道,这部分肯定就包括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第一章则是概念界定与现状问题。其中就包含考古遗址博物馆的概念界定,宽泛的遗址、考古学中的遗址、考古的意义以及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定义。
除此之外,还要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的现状与问题。
第二章则是研究综述与相关理论。
比如,考古遗址博物馆国内研究综述,直接从清政府的第一个官办博物馆——京师同文馆博物馆,然后到正在建立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有国内综述肯定少不了国外综述。
国外的博物馆资料不容易找,但苏亦的记忆中,多少有些,比如,众所周知的古埃及亚历山大博物馆,它就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早的博物馆。
不过它跟一般概念上的博物馆不一样,更像是一所由研究机构、图书馆和学院组成的联合体,而非收藏文物和精品的地方。
然而,它屡次被提起,全因为它第一次使用了“Museum”一词,成为追溯博物馆起源,绕不开的对象。
先从博物馆的概念来论述。
第三章就是关于考古遗址博物馆的考古支撑。
第四章则是考古博物馆内容诠释。
分别用周口店北京猿人陈列馆、半坡遗址博物馆,定陵博物馆还有在建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为例去论述建设遗址博物馆的重要性。
最后就是论述全国首个陶瓷专题博物馆的重要性以及开创性。
论文写完,交给杨式挺,就直接被杨式挺评为全国首篇论述考古遗址博物馆的相关论文。
用杨式挺的话来说,国内又一个博物馆研究方向被他走在了前面。
他的论文稿件完成之后,被众人传阅,无一不惊叹不已。
然而,别人也只是惊叹,并没有付之于行动。
比如沈明、曹子均还有杨少详以及佛山馆几人,翻看论文,惊叹过后,就忙活手头上的工作了。
然而,有一个人不同,那就是白槿,这姑娘看到苏亦的论文的时候,表情还算平淡,然而,听到杨式挺对苏亦论文的评价之后,她望向苏亦的目光就双眼发光了。
那模样恨不得就生吃了苏亦。
苏亦知道这姑娘心中想的是什么,无非就是看中他在博物馆方面的学识而非他本人。
换句话来说,这姑娘看中的就是他的脑袋而非他的肉体。
从这点来说,这姑娘还是很聪明的。
之前苏亦关于定陵的问题向她提问的时候,她就通过观察苏亦给出一个笃定的答案。
这一次也是如此。
以她的专业水平,她看不懂苏亦论文里面论述的内容,或者说就算看得懂也不知道里面的真正价值。
然而,从杨式挺的口中获知价值之后,她就迅速抓住机会了。
在离开工作站的最后一天晚上,这姑娘就敲开了苏亦房门。
而且还是趁着沈明不在的时候,夜深人静,是想家的时候。
然而,长夜漫漫,孤男寡女共处一室,那么气氛就有些微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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