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5章: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
傍晚时分,苏亦骑着三轮单车,拉着许婉韵从北大招待所往西门公交车赶。
单车后座上,则坐着许婉韵,此刻的许姐姐,并没有穿着裙子,宽大的墨绿色军装裤,让她多了几分飒爽。
在晚风的吹拂下,稍微凌乱的发丝,却让人显得愈发的柔美。
这是两种矛盾的气质,却相得益彰,一下子,让她成为燕园傍晚最靓丽的风景线。
三轮车货架上放着许婉韵的行李还有携带的各种特产。
等他骑着三轮单车出现在招待所楼下的时候,许婉韵也满脸愕然。
连连感慨,她这个北大长大的姑娘都没有他会利用资源。
而边三轮单车,则是苏亦拉着马世昌去食堂大叔借的,吕遵额教授可以借三轮车去裴文中先生家里拉书,苏亦觉得自己跟食堂大叔借一下买菜用的三轮单车也是可以的。
也确实没啥问题,一份小特产,换取单车一个小时的使用权,足以。
主要是许婉韵的行李不少,那么多回礼的特产,燕园又大,本来许婉韵是不打算苏亦相送,但他还是坚持了。
才认识没多久,又是送特产又是送书,这样的热心大姐姐,苏亦也没法无动于衷心安理得享受对方的好。
实际上,许婉韵是凌晨的火车,但是这个年代海淀到城里的交通极为不方便,没啥出租车不说,公交车也少,只好提前赶去,为此,必须待在火车站候车室多等几个小时,要是晚点的话,在火车站熬一个通宵也是有可能。
苏亦本来是打算直接送许婉韵到火车,被对方拒绝了。
因为她同行的,还有两女一男,都是从上海到北京复试考生,这种情况下,苏亦也没有坚持。
临别的时候,许婉韵还让他有时间可以去上海找她,还给他留下她家在复旦的住址。
如果搁后世,这种临别,一个拥抱少不了,奈何,现在是78年,所以,苏亦也只是获得许婉韵一个摸头杀。
实际上,他们考古专业五人组,许婉韵并不是第一个离京的人,第一个离京的是姚华山,老姚复试结束的第二天就直接离开,因为他们考古所缺人干活。
然后,第二个离开的就是黄妘萍,今天早上走了。
许婉韵是第三个。
现在只剩下他跟马世昌了。
所以等他告别许婉韵,继续蹬着三轮单车回招待所的时候,马世昌就过来串门了。
也是跟他道别的。
马世昌是明早走。
他要回敦煌,路程比所有人都要远,或者说都要偏远。
然而,马世昌并不只是过来跟他道别那么简单。
他也是过来送礼的,而且,巧合的是,也是送书,“听婉韵说,你对敦煌学感兴趣,所以特意给你带来这本书,不过我只有卷一,剩下的,我也没有,所以你如果感兴趣的话,未来就要靠自己收集了。”
说着,就把一本书递给苏亦。
上面则是一排法文:LESGROTTESDETOUEN-HOUANG.
下面还有一行较小的字母:PAULPELLIOT.
苏亦愕然,“马哥,法文原版,这书也太贵重了吧。”
拿到这本书,苏亦也是一阵感慨。
好像他这些同门师兄师姐,都喜欢送他礼物,而且一送就是送书。
之前,马世昌就已经给他一份宿白先生关于敦煌的讲义《敦煌七讲》,这本讲义是当初宿先生去敦煌做专题讲课,然后讲课内容被编撰成为讲义并没有出版,只是后来敦煌研究所开始油印出来才在内部流传。
没有想到,今天又给自己一本书。
送礼的风格如出一辙。
甚至,姚华山离开的时候,也给他一本《西安半坡》,实际上,黄妘萍也没有落下,她离开的时候也给苏亦一本,《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包括许婉韵赠送给他的《洛阳烧沟汉墓》,这这基本上都是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有代表性的考古报告。
估计这几个老大哥老大姐都担心,他没读过本科,也没有参加过田野发掘,所以,都有意识给他送这些书,让他补充这个短板。
然而,现在马世昌更加过分,直接把法文原版都拿过来了。
马世昌摇头,“贵不贵重,我不知道,这是我当年在旧书摊上淘来的,没几个钱。”
生怕苏亦不信,他说,“你马哥我又能够有多少钱啊,当年淘到这本书的时候,还挺高兴的,不过我这些年一直在敦煌,照片上的画面已经深入我的脑海中,估计此生难忘,已不需要借助其他人的指引了,所以我觉得你比我更加需要这书,而且,它是法文原版的,普通人也看不懂,我也看不懂,连英文都整不明白呢,更不要说法文,恰好,你的英文很好,再努力点学法文,赠送给你最合适,不然,我就算给老姚,他也看不懂。”
说到这个份上了。
苏亦还能够说什么呢。
普通人,看到这本书的话,会一脸懵逼,苏亦则还好。
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大概就是《敦煌石窟》,作者保罗·伯希和。
然而,它还有一个大众比较熟悉的名字《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里面有大量珍贵的敦煌石窟实景照片。
这是第一个把敦煌翻译成外文的人,这也是为什么敦煌会是“TOUEN-HOUANG”,而非“DUN-HUANG”.
因为这玩意就是法文而非英文。
要知道后世都是用“Tunhuangology”来代替敦煌学。
只要是跟敦煌学有关的著作,外文名字有Pelliot,基本上指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
他昨天跟许婉韵说了敦煌经书被盗卖一事,说了王圆箓王道长也说了斯坦恩,但盗卖敦煌藏经洞文献的外国人,除了斯坦恩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最为著名的人物,那就是伯希和。
所以才说伯希和既是一个学者,又是一个曾经从事文化掠夺的强盗。
伯希和的故事也很传奇。
只是昨天还没有讲完的故事,今天由老马同学来讲了。
“1906年,伯希和在法国政府的支持下,进行为时大约两年的中亚考古调查,他的足迹远达西疆喀什和库车托木舒克地区以及甘肃的敦煌石窟。”
“在敦煌考察期间,不但为莫高窟数百座石窟编排窟号,并拍摄许多石窟内部塑像和壁画的照片,是第一位对敦煌石窟做全面记录的学者。”
“在敦煌,伯希和通过与王道士多次会谈,最终以500两银子成交,从而获得了6600卷精品,其中古藏文2700卷,非藏文卷子3900卷,此外还有二百多幅唐代绘画与幡幢、织物、木制品、木制活字印刷字模和其他法器。”
“虽不如斯坦因多,但却是精品,好多都是孤本,研究价值远高于斯坦因所购之物。这批文物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和法国吉美博物馆。”
说着,马世昌指着手中的书说,“这本敦煌石窟就是他在这期间拍摄编撰成册的作品。”
其实,伯希和的故事,苏亦也不陌生。
但马世昌难得有谈兴,他也不好打断对方。
毕竟,不同的人,对同一个故事,是有不同的解读的。
与英国斯坦因相比,伯希和来到敦煌虽然晚了近一年,但他的收获,却要丰富得多。
当然,他也比斯坦恩更豪爽一些,斯坦恩只给了五个马蹄银,差不多相当于200两白银,他买的比斯坦恩少,还多给了300两,所以,王道长也难得豪爽,藏经洞的经书也随他挑。
当初,官府下令封存藏经洞。
王道长偷偷买斯坦恩的时候,心中也慌得一笔,奈何,一年多过去了,啥事没有,王道长也放宽心了。
所以等伯希和出现的时候,他的胆子就大了不少。
随便给他挑选了。
如果不是最后事情败露了,估计王道长还在卖书筹钱修缮大殿。
然而,当时把发现藏经洞的消息传递出去的人并非中国人,而是伯希和本人。
他把敦煌文物系数运回巴黎之后次年返回北京。
不过这一年,光绪搁慈禧相续去世,举国哀伤,谁还有兴趣理会西北沙漠中的小洞窟。
然而,当伯希和把他获得一些藏经洞文当着中国学者面,拿出来炫耀的时候,这些经卷却震惊了俩人——罗振玉跟王国维。
这也是为什么,昨天许婉韵会感慨罗振玉是一个厉害的人物。
因为他虽然跟王国维都发现了这些敦煌经卷的价值,然而,他当时在清政府学部任职,有官方影响力,所以在他呼吁之下,藏经洞剩余的经书才得以保存。
实际上,也没保存多完整。
因为当这些经书从敦煌藏经洞搬出运往北京的时候,一路上,也莫名失踪了不少,大部分都是官员中饱私囊,私吞收藏。
对于王圆箓、斯坦因、伯希和的三人之间的故事,在敦煌一待就是十几年的马世昌只会比苏亦更加熟悉。
甚至,还有不少是苏亦不知道的事情。
甚至,聊着聊着,都聊到伯希和跟宿白先生的师承关系了。
“啥情况?据我所知,宿先生应该没有法国留学经历吧。”苏亦问。
马世昌说,“宿先生没有,但是他当年的老师冯承钧先生却有,冯先生早年留法的时候,可是师从伯希和,归国后还到北大任教,擅长边疆史地研究,也是著名的学术翻译家,冯先生在抗战期间由于健康的原因未能南迁昆明,一直留在北大任教,直到46年去世,冯先生不仅对宿先生的学术方面有巨大的影响,还在工作上给予不小的帮助,当年北大从昆明回迁的时候,原北大的不少师生都受到不小的影响,当时,作为研究生的宿先生也没有着落,好在有冯先生推荐,才能在北大图书馆获得图书编目的工作。”
苏亦恍然。
弟子不必不言师之过。
这个过,不是过错,而是过往的时候,就需要慎言了。
马世昌也慎言。
他口中的原北大,不是搬迁到燕园的老北大,而是日伪时期的“伪北大”,当年,北大搬迁到昆明,成立西南联大,然而,同一时期,北京城里面也有一个北大成立复课。
宿白先生就是在这个时期读的“伪北大”,而伪北大的学生主要是来自于华北、东北这些沦陷区。
抗战胜利后,伪北大的师生之所以受到影响,主要是傅斯年的态度。
1945年抗战胜利,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坚决不聘抗战期间未随学校南迁而留在日军占领下的“伪北大”的教员,并直言“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
不过对于学生,他是宽容的。
他说:“但学生经过甄别和补习,可以接受……青年何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待之,予以就学便利。”
这其中,受到冲击最大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周作人,嗯,还有考古学家容兰,一位在金石学,甲骨文上有深厚研究的学者。
然而,冯承钧虽然也在伪北大任职,但他跟其他的教员不一样,北平沦陷这年,他正好五十周岁,患风瘫病,瘫痪在病床上,无法到校并让学生到自家中,围着病床听自己用微弱的声音讲授《西域史》。
这种老先生,是值得敬佩的。
又有何人,会去呵责这样一位为了生计、为了青年、为了学术而坚守的老先生呢?
这段历史,苏亦也不算陌生。
而,宿白先生是东北人,不仅读了伪北大,还读了研究生,他就不是普通的学生了。
介于可宽容与不可宽容之间。
好在,有了冯承钧的力荐才有机会留在北大图书馆任职。
从此,在图书馆和文科研究所边研究、边工作、边读书、直到解放后的院系调整才离开图书馆,被调入考古教研室。
这是后话。
苏亦跟马世昌心照不宣的没有提及。
然而,今晚马世昌过来,除了赠书之外,还让他读书,读的并不是这本《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而是《白沙宋墓》。
跟之前众人赠送基本上一样,《白沙宋墓》同样也是建国初出版考古专著。
而且,跟之前的著作一样,都是从无到有建立的一系列考古发掘标准。
“51年的时候,宿先生主持河南禹县白沙镇的3座北宋雕砖壁画墓的发掘,然而,这份报告,一直到57年才可以出版,作为建国后最早出版的考古报告之一,在无例可循的情况下,宿先生确立了十分明确的编写体例和标准,严格区分了报告主体和编写者的研究,是非常了不起的,值得你好好研读。”
“里面,注释部分的字数比报告正文还要多,通过这些注释,你就可以感受到宿先生深厚的学养和扎实的文献功底,这本书,估计就是百年后,依旧是经典著作,如果你真的要追随先生的学术足迹,那么这本书,务必要认真研读。”
马世昌严肃的表情,让苏亦意识到他此刻的态度又多么的认真,这话并不是说说而已。
苏亦郑重点头,“师兄,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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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风的吹拂下,稍微凌乱的发丝,却让人显得愈发的柔美。
这是两种矛盾的气质,却相得益彰,一下子,让她成为燕园傍晚最靓丽的风景线。
三轮车货架上放着许婉韵的行李还有携带的各种特产。
等他骑着三轮单车出现在招待所楼下的时候,许婉韵也满脸愕然。
连连感慨,她这个北大长大的姑娘都没有他会利用资源。
而边三轮单车,则是苏亦拉着马世昌去食堂大叔借的,吕遵额教授可以借三轮车去裴文中先生家里拉书,苏亦觉得自己跟食堂大叔借一下买菜用的三轮单车也是可以的。
也确实没啥问题,一份小特产,换取单车一个小时的使用权,足以。
主要是许婉韵的行李不少,那么多回礼的特产,燕园又大,本来许婉韵是不打算苏亦相送,但他还是坚持了。
才认识没多久,又是送特产又是送书,这样的热心大姐姐,苏亦也没法无动于衷心安理得享受对方的好。
实际上,许婉韵是凌晨的火车,但是这个年代海淀到城里的交通极为不方便,没啥出租车不说,公交车也少,只好提前赶去,为此,必须待在火车站候车室多等几个小时,要是晚点的话,在火车站熬一个通宵也是有可能。
苏亦本来是打算直接送许婉韵到火车,被对方拒绝了。
因为她同行的,还有两女一男,都是从上海到北京复试考生,这种情况下,苏亦也没有坚持。
临别的时候,许婉韵还让他有时间可以去上海找她,还给他留下她家在复旦的住址。
如果搁后世,这种临别,一个拥抱少不了,奈何,现在是78年,所以,苏亦也只是获得许婉韵一个摸头杀。
实际上,他们考古专业五人组,许婉韵并不是第一个离京的人,第一个离京的是姚华山,老姚复试结束的第二天就直接离开,因为他们考古所缺人干活。
然后,第二个离开的就是黄妘萍,今天早上走了。
许婉韵是第三个。
现在只剩下他跟马世昌了。
所以等他告别许婉韵,继续蹬着三轮单车回招待所的时候,马世昌就过来串门了。
也是跟他道别的。
马世昌是明早走。
他要回敦煌,路程比所有人都要远,或者说都要偏远。
然而,马世昌并不只是过来跟他道别那么简单。
他也是过来送礼的,而且,巧合的是,也是送书,“听婉韵说,你对敦煌学感兴趣,所以特意给你带来这本书,不过我只有卷一,剩下的,我也没有,所以你如果感兴趣的话,未来就要靠自己收集了。”
说着,就把一本书递给苏亦。
上面则是一排法文:LESGROTTESDETOUEN-HOUANG.
下面还有一行较小的字母:PAULPELLIOT.
苏亦愕然,“马哥,法文原版,这书也太贵重了吧。”
拿到这本书,苏亦也是一阵感慨。
好像他这些同门师兄师姐,都喜欢送他礼物,而且一送就是送书。
之前,马世昌就已经给他一份宿白先生关于敦煌的讲义《敦煌七讲》,这本讲义是当初宿先生去敦煌做专题讲课,然后讲课内容被编撰成为讲义并没有出版,只是后来敦煌研究所开始油印出来才在内部流传。
没有想到,今天又给自己一本书。
送礼的风格如出一辙。
甚至,姚华山离开的时候,也给他一本《西安半坡》,实际上,黄妘萍也没有落下,她离开的时候也给苏亦一本,《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包括许婉韵赠送给他的《洛阳烧沟汉墓》,这这基本上都是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有代表性的考古报告。
估计这几个老大哥老大姐都担心,他没读过本科,也没有参加过田野发掘,所以,都有意识给他送这些书,让他补充这个短板。
然而,现在马世昌更加过分,直接把法文原版都拿过来了。
马世昌摇头,“贵不贵重,我不知道,这是我当年在旧书摊上淘来的,没几个钱。”
生怕苏亦不信,他说,“你马哥我又能够有多少钱啊,当年淘到这本书的时候,还挺高兴的,不过我这些年一直在敦煌,照片上的画面已经深入我的脑海中,估计此生难忘,已不需要借助其他人的指引了,所以我觉得你比我更加需要这书,而且,它是法文原版的,普通人也看不懂,我也看不懂,连英文都整不明白呢,更不要说法文,恰好,你的英文很好,再努力点学法文,赠送给你最合适,不然,我就算给老姚,他也看不懂。”
说到这个份上了。
苏亦还能够说什么呢。
普通人,看到这本书的话,会一脸懵逼,苏亦则还好。
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大概就是《敦煌石窟》,作者保罗·伯希和。
然而,它还有一个大众比较熟悉的名字《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里面有大量珍贵的敦煌石窟实景照片。
这是第一个把敦煌翻译成外文的人,这也是为什么敦煌会是“TOUEN-HOUANG”,而非“DUN-HUANG”.
因为这玩意就是法文而非英文。
要知道后世都是用“Tunhuangology”来代替敦煌学。
只要是跟敦煌学有关的著作,外文名字有Pelliot,基本上指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
他昨天跟许婉韵说了敦煌经书被盗卖一事,说了王圆箓王道长也说了斯坦恩,但盗卖敦煌藏经洞文献的外国人,除了斯坦恩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最为著名的人物,那就是伯希和。
所以才说伯希和既是一个学者,又是一个曾经从事文化掠夺的强盗。
伯希和的故事也很传奇。
只是昨天还没有讲完的故事,今天由老马同学来讲了。
“1906年,伯希和在法国政府的支持下,进行为时大约两年的中亚考古调查,他的足迹远达西疆喀什和库车托木舒克地区以及甘肃的敦煌石窟。”
“在敦煌考察期间,不但为莫高窟数百座石窟编排窟号,并拍摄许多石窟内部塑像和壁画的照片,是第一位对敦煌石窟做全面记录的学者。”
“在敦煌,伯希和通过与王道士多次会谈,最终以500两银子成交,从而获得了6600卷精品,其中古藏文2700卷,非藏文卷子3900卷,此外还有二百多幅唐代绘画与幡幢、织物、木制品、木制活字印刷字模和其他法器。”
“虽不如斯坦因多,但却是精品,好多都是孤本,研究价值远高于斯坦因所购之物。这批文物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和法国吉美博物馆。”
说着,马世昌指着手中的书说,“这本敦煌石窟就是他在这期间拍摄编撰成册的作品。”
其实,伯希和的故事,苏亦也不陌生。
但马世昌难得有谈兴,他也不好打断对方。
毕竟,不同的人,对同一个故事,是有不同的解读的。
与英国斯坦因相比,伯希和来到敦煌虽然晚了近一年,但他的收获,却要丰富得多。
当然,他也比斯坦恩更豪爽一些,斯坦恩只给了五个马蹄银,差不多相当于200两白银,他买的比斯坦恩少,还多给了300两,所以,王道长也难得豪爽,藏经洞的经书也随他挑。
当初,官府下令封存藏经洞。
王道长偷偷买斯坦恩的时候,心中也慌得一笔,奈何,一年多过去了,啥事没有,王道长也放宽心了。
所以等伯希和出现的时候,他的胆子就大了不少。
随便给他挑选了。
如果不是最后事情败露了,估计王道长还在卖书筹钱修缮大殿。
然而,当时把发现藏经洞的消息传递出去的人并非中国人,而是伯希和本人。
他把敦煌文物系数运回巴黎之后次年返回北京。
不过这一年,光绪搁慈禧相续去世,举国哀伤,谁还有兴趣理会西北沙漠中的小洞窟。
然而,当伯希和把他获得一些藏经洞文当着中国学者面,拿出来炫耀的时候,这些经卷却震惊了俩人——罗振玉跟王国维。
这也是为什么,昨天许婉韵会感慨罗振玉是一个厉害的人物。
因为他虽然跟王国维都发现了这些敦煌经卷的价值,然而,他当时在清政府学部任职,有官方影响力,所以在他呼吁之下,藏经洞剩余的经书才得以保存。
实际上,也没保存多完整。
因为当这些经书从敦煌藏经洞搬出运往北京的时候,一路上,也莫名失踪了不少,大部分都是官员中饱私囊,私吞收藏。
对于王圆箓、斯坦因、伯希和的三人之间的故事,在敦煌一待就是十几年的马世昌只会比苏亦更加熟悉。
甚至,还有不少是苏亦不知道的事情。
甚至,聊着聊着,都聊到伯希和跟宿白先生的师承关系了。
“啥情况?据我所知,宿先生应该没有法国留学经历吧。”苏亦问。
马世昌说,“宿先生没有,但是他当年的老师冯承钧先生却有,冯先生早年留法的时候,可是师从伯希和,归国后还到北大任教,擅长边疆史地研究,也是著名的学术翻译家,冯先生在抗战期间由于健康的原因未能南迁昆明,一直留在北大任教,直到46年去世,冯先生不仅对宿先生的学术方面有巨大的影响,还在工作上给予不小的帮助,当年北大从昆明回迁的时候,原北大的不少师生都受到不小的影响,当时,作为研究生的宿先生也没有着落,好在有冯先生推荐,才能在北大图书馆获得图书编目的工作。”
苏亦恍然。
弟子不必不言师之过。
这个过,不是过错,而是过往的时候,就需要慎言了。
马世昌也慎言。
他口中的原北大,不是搬迁到燕园的老北大,而是日伪时期的“伪北大”,当年,北大搬迁到昆明,成立西南联大,然而,同一时期,北京城里面也有一个北大成立复课。
宿白先生就是在这个时期读的“伪北大”,而伪北大的学生主要是来自于华北、东北这些沦陷区。
抗战胜利后,伪北大的师生之所以受到影响,主要是傅斯年的态度。
1945年抗战胜利,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坚决不聘抗战期间未随学校南迁而留在日军占领下的“伪北大”的教员,并直言“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
不过对于学生,他是宽容的。
他说:“但学生经过甄别和补习,可以接受……青年何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待之,予以就学便利。”
这其中,受到冲击最大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周作人,嗯,还有考古学家容兰,一位在金石学,甲骨文上有深厚研究的学者。
然而,冯承钧虽然也在伪北大任职,但他跟其他的教员不一样,北平沦陷这年,他正好五十周岁,患风瘫病,瘫痪在病床上,无法到校并让学生到自家中,围着病床听自己用微弱的声音讲授《西域史》。
这种老先生,是值得敬佩的。
又有何人,会去呵责这样一位为了生计、为了青年、为了学术而坚守的老先生呢?
这段历史,苏亦也不算陌生。
而,宿白先生是东北人,不仅读了伪北大,还读了研究生,他就不是普通的学生了。
介于可宽容与不可宽容之间。
好在,有了冯承钧的力荐才有机会留在北大图书馆任职。
从此,在图书馆和文科研究所边研究、边工作、边读书、直到解放后的院系调整才离开图书馆,被调入考古教研室。
这是后话。
苏亦跟马世昌心照不宣的没有提及。
然而,今晚马世昌过来,除了赠书之外,还让他读书,读的并不是这本《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而是《白沙宋墓》。
跟之前众人赠送基本上一样,《白沙宋墓》同样也是建国初出版考古专著。
而且,跟之前的著作一样,都是从无到有建立的一系列考古发掘标准。
“51年的时候,宿先生主持河南禹县白沙镇的3座北宋雕砖壁画墓的发掘,然而,这份报告,一直到57年才可以出版,作为建国后最早出版的考古报告之一,在无例可循的情况下,宿先生确立了十分明确的编写体例和标准,严格区分了报告主体和编写者的研究,是非常了不起的,值得你好好研读。”
“里面,注释部分的字数比报告正文还要多,通过这些注释,你就可以感受到宿先生深厚的学养和扎实的文献功底,这本书,估计就是百年后,依旧是经典著作,如果你真的要追随先生的学术足迹,那么这本书,务必要认真研读。”
马世昌严肃的表情,让苏亦意识到他此刻的态度又多么的认真,这话并不是说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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