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5章:课堂交锋
邹先生的话锋转变,让苏亦猝不及防。
原来你是这样的邹先生。
面对这样的盛情邀约,苏亦能怎么办?
当然是要拒绝了。
然而,怎么拒绝却是一个技术活。
苏亦的拒绝方式也很简单。
跟搪塞王永兴先生的道理一样,苏亦说,“要不,我先回去问问宿先生,看他那边有什么安排。”
邹先生点头,“这样也好。”
至此,这事翻篇。
话题再次回归课堂。
邹先生又望向苏亦,“要不,你继续讲一讲?”
苏亦讲啥啊?
不讲。
连忙摇头。
邹先生竟然露出遗憾的表情,就连台下的学生也一脸遗憾,就连坐在旁边的王讯都忍不住问,“小师兄,咋不讲?我们还想听呢。”
苏亦瞪他一眼,“安静,邹先生讲得挺好,我就不狗尾续貂了。”
这家伙竟然还贫嘴,“还好不是狗尾续貂蝉!”
“滚!”
这一次,苏亦终于克制不住了。
说实话,邹先生讲课,趣味性还是很足的。
他一开始讲教材。
讲他编著商周考古讲义的经过。
“你们现在使用的讲义是我56年,从兰大调回北大任教的时候,编写的,当时还是油印版,相比较之下,现在的铅印版就镜子很多。”
邹先生当年在兰大的讲授《考古学通论》和《古文字学》,在西北师院还讲《商周铜器》,56年9月份被调回北大历史系任助教,主要指导田野发掘实习。
同时,也开始编写《商周考古》讲义,甚至还讲郭宝均先生所编《殷商考古》改为《商周考古》。
要问邹先生研究生导师是谁?
他肯定会毫不犹豫的说是郭宝均先生。而不是张政烺或者苏秉琦两位先生,尽管这两位先生都是他的指导老师,甚至还苏秉琦先生还参与主要辅导,但邹先生的学术思想显然是郭宝均先生一脉相承。
俩人都是研究商周考古的。
甚至回到北大,他开始的开设也是《考古学通论》商周部分。
不过,邹先生正式讲述商周考古课程,则是在57年。
在此之前,北大的商周考古课一直叫中国历史考古。
从57年开讲,一直讲到现在。
邹先生对商周考古的研究,有多深入,可想而知,苏亦才不愿意献丑,不然好丑的。
邹先生讲完讲义部分,又讲到他的求学之路。
跟台下的学生分享,他是如何从法律系转入史学系以及又是如何走向考古这条路的。
这部分,苏亦不陌生。
但,通过旁人或者是其他资料去获知,跟本人亲自讲述,这两者体验完全是不一样的。
此刻的苏亦,有种见证历史的感觉。
既然讲到史学系部分,邹先生自然而然就讲到顾颉刚的《古史辩》,还讲到顾颉刚的著名史学观点——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
还提到另外一句著名的话,“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邹先生说完,问,“同学们,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
自然是不知道。
要是都知道。
就没苏亦什么事情了。
偏偏他们不知道,苏亦就被邹先生喊起,“苏亦,你跟大家说一说吧。”
之前,研究复试的时候,苏亦就曾经说过自己读过顾颉刚的《古史辩》,显然,这是邹先生记得了。
实际上,北大的诸位师长在学生年代的时候,没读过顾颉刚《古史辩》的人极少。
邹先生不仅读过还精读。
好在,他没问多困难的问题。
不然,苏亦就尴尬了。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主要有三点:第一点,就是邹先生刚才提到的,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这句话怎么了解呢?也很好了解。”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例如:周代,人们起初认为最早的帝王是大禹;到孔子时,人们心目中最早帝王向上提早到了尧、舜;战国时,文献里有了更早的黄帝、神农;汉以后的描述中有了更早的盘古。所以,就是时代越靠后,传说的古代史部分就越长,甚至后面连神话故事都出来了。”
“第二点,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这句话,也不难理解。例如,关于舜,舜被孔子时代人们看成是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里就成了全方位积极有为的圣人,到孟子时代增加了‘模范孝子’内容。”
“第三,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确切状况,但是,至少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例如,我们不一定知道实际的夏商史是怎么样的,但是,可以知道东周时代人们心目中的夏商史。这部分,如何知道?自然是从古文献以及考古资料多个方面去了解的。”
“实际上,1923年,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这篇文章里,就已经系统地发表了他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学说。”
说完,苏亦望向邹先生,像是个等待表扬的三好学生。
邹先生给予肯定,“讲的挺好的。”
那么古史辩讲个啥?
就是单纯的辩论古史吗?
并非如此。
作为疑古学派的领袖人物,顾颉刚提出这样的观点,就是要告诉世人古史不可尽信。
疑古学派把一批古书考订为伪书,对中国最早的古代历史产生了怀疑,因清理伪古史形成古史辩学派。
他的观点,安全就是动摇了人们一直以来的固有观念。
这样就彻底打破旧有的认知,是的中国上古史需要重新研究、认识和构建。
听起来,顾颉刚还挺牛掰的。
实际上,这位先生也挺牛掰的。
然而,疑古学派就没缺点吗?
不然。
到了后面,整个学派的风气就有些歪了。
变成什么都质疑了。
好像对啥都要质疑。
质疑太多。
也不是啥好事。
尤其是在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国内动荡不安,国民一度怀疑自己的文化以及人种之劣等。
这种情况下,你还老怀疑,就动摇国之根本了。
甚至,到了后面,还有人以讹传讹,说顾颉刚认为大禹是条虫。
天地良心,顾颉刚就是打个比方,结果就被断章取义,大肆宣传。
这种情况下,疑古学派的学术观点就跟当时的国情格格不入了。
毕竟,19世纪末至20世纪处,中山先生根据清末民初学者研究的结果,提出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
五千年从哪里算的?
就是从黄帝纪年开始算。
还把黄帝认为中华民族的祖先。
而,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恰巧就是梁启超先生率先提出来的。
然而,当时,有不少的学者接受西方研究方法的影响,认为中国历史是从西周开始。
好家伙,这样一来,就把中国西周以前的历史给抹去了。
这可能吗?
自然是不可能。
这部分历史,在殷墟的发掘成果公布以后,就不攻自破。
毕竟甲骨文的存在,已经明确证明商代的存在,表明中国历史还可以提早。
不过殷墟终究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夏文化的存在。
而顾颉刚虽然假设大禹可能是条虫,但这位老爷子也没有否认夏的存在。
然而,邹衡先生为啥偏偏去纠结这些啊?
他的课堂上为啥要讲述这些。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上的就是商周考古。
而商周考古就是在研究这些课题。
毕竟,57年北大考古专业还把商周考古放在中国历史考古课程上讲述。
既然提到殷墟,提到甲骨文。
邹先生自然而然,也不会只提顾颉刚,他还提到郭沫若郭老。
“我当年转入史学系读书的时候,向达先生就向我推荐郭沫若先生的诸多著作,这些著作对我有这极大的影响,我甚至花了一年时间,死啃郭沫若先生的《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等学术著作,才基本上掌握了有关甲骨文和金文有关的知识。当然,以我的甲骨文工地,很能在短短的一年内全部读懂这些学术著作,但是我仍然从中发现他在中国上古史研究中有三大难题没解决,致使他终身遗憾。”
说到这里,邹先生问台下众人,“大家有人读过郭老的书吗?比如他的这些甲骨文作品。”
又是一次集体不约而同的摇头。
邹先生也不意外,“你们往后可以读一读的,比如苏亦,他年纪轻轻,就掌握了不少甲骨文,通读郭沫若以及王国维两位先生的诸多甲骨文著作,这可是非常了不起的功底。”
说着,他有望向苏亦,“那么苏亦,你知道郭沫若先生还有那些难题没有解决吗?”
苏亦摇头再摇头。
他当然知道。
因为他曾经翻过郭老的书,说通读甲骨文那是扯,但读过却是真。
不仅如此,他还读过邹先生的诸多著作以及传记。
邹先生的这些疑惑,他就算不读郭沫若先生的书,仅仅是在邹先生后世的相关文章中就曾多次提及。
不过这是作弊得来的。
不是他自己的总结。
苏亦当着本尊的面,自然不好意思说。
再说,邹先生也只是习惯性提问,也不是想让他说。
不然早就让站起来回答问题了。
那么为何有这么一问呢?
自然是讲课技巧。
就是一个同学们一个印象。
你们的小师兄那么厉害了,他都不知道这个问题,那么我作为老师讲给你们听,你们就要更加注意了。
此刻的苏亦,完全就是被苏亦拿当工具人了。
既然是工具人就有人作为一个工具人的觉悟。
不逾越。
不然,你站起来回答问题爽了。
老师咋办?
老师也要爽啊。
你不能让对方卡在喉咙,憋在心里难受吧。
于是,苏亦很聪明的摇头。
台下的学生,显然是不知道,刚才那对视的一秒,实际上是刀光剑影,他们小师兄在跟邹先生,已经交锋数个来回了。
一、殷商前期,他在研究中国青铜时代分期时,仅仅提到滥觞期大率相当于殷商时期,而未作任何解说。
二、先周文化,他研究西周铜器铭文时,不只一次地说到,周武王以前的铜器一件也没有而感到遗憾。
三、夏文化问题,他认为夏代不会有多么高的文化,有的只是一点口头传下来的史影。
我当时存在一种幻想:这三大难题固然在古代文献和古代文字中都不可能得到解决,是不是能在考古学中求得解决呢?从此,我便肩负这三大难题走上了考古的征途,并且决心为此奋斗一辈子!原来我本想专攻古代文字,现在看来,古代文字既不能解决这三大难题,况且古代文字又是一项专门学问,我不可能兼顾二者,只好舍弃古代文字而专攻考古学。
考古学也是一项专门的学问,在大学阶段,我并不是专攻考古学的,只不过听了两三门考古课,可说并没有什么坚实的基础,非科班出身的我,自然感到困难重重。我遇到最大的困难有二:
一是田野考古,我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
二是研究古代器物,我不知道从何处下手。
在研究生的第一年,围绕着这两大困难,首先在书本上寻找方法。除了中外考古的一般书籍外,特别注意在中国考古学方面查寻资料。在当时,中国考古学的图书还不多,找来找去,只有四套图书是值得认真阅读的,这就是《安阳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城子崖》和《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可是,我读来读去,只觉得似懂非懂,根本抓不住重点。后来我才知道,这主要是因为我还没有参加田野发掘的缘故。
我首次参加田野发掘是在郑州二里岗,这是一处大规模的商代遗址。1949年以前,尽管考古工作者经常路过郑州,却无人留意此处遗址。我能在此前后工作两年感到莫大的荣幸,我的考古生涯就是以此处为基地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郑州的生活条件很差,我们住的是漏雨的茅草房,冬天用的火炉也不很暖,吃的是高粱面窝窝头,出门上工地都是背着工具等步行。不过,回想起这段生活倒是很有意义的,并不觉得是如何艰苦,因为当时我满怀着一颗要攀登科学高峰的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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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你是这样的邹先生。
面对这样的盛情邀约,苏亦能怎么办?
当然是要拒绝了。
然而,怎么拒绝却是一个技术活。
苏亦的拒绝方式也很简单。
跟搪塞王永兴先生的道理一样,苏亦说,“要不,我先回去问问宿先生,看他那边有什么安排。”
邹先生点头,“这样也好。”
至此,这事翻篇。
话题再次回归课堂。
邹先生又望向苏亦,“要不,你继续讲一讲?”
苏亦讲啥啊?
不讲。
连忙摇头。
邹先生竟然露出遗憾的表情,就连台下的学生也一脸遗憾,就连坐在旁边的王讯都忍不住问,“小师兄,咋不讲?我们还想听呢。”
苏亦瞪他一眼,“安静,邹先生讲得挺好,我就不狗尾续貂了。”
这家伙竟然还贫嘴,“还好不是狗尾续貂蝉!”
“滚!”
这一次,苏亦终于克制不住了。
说实话,邹先生讲课,趣味性还是很足的。
他一开始讲教材。
讲他编著商周考古讲义的经过。
“你们现在使用的讲义是我56年,从兰大调回北大任教的时候,编写的,当时还是油印版,相比较之下,现在的铅印版就镜子很多。”
邹先生当年在兰大的讲授《考古学通论》和《古文字学》,在西北师院还讲《商周铜器》,56年9月份被调回北大历史系任助教,主要指导田野发掘实习。
同时,也开始编写《商周考古》讲义,甚至还讲郭宝均先生所编《殷商考古》改为《商周考古》。
要问邹先生研究生导师是谁?
他肯定会毫不犹豫的说是郭宝均先生。而不是张政烺或者苏秉琦两位先生,尽管这两位先生都是他的指导老师,甚至还苏秉琦先生还参与主要辅导,但邹先生的学术思想显然是郭宝均先生一脉相承。
俩人都是研究商周考古的。
甚至回到北大,他开始的开设也是《考古学通论》商周部分。
不过,邹先生正式讲述商周考古课程,则是在57年。
在此之前,北大的商周考古课一直叫中国历史考古。
从57年开讲,一直讲到现在。
邹先生对商周考古的研究,有多深入,可想而知,苏亦才不愿意献丑,不然好丑的。
邹先生讲完讲义部分,又讲到他的求学之路。
跟台下的学生分享,他是如何从法律系转入史学系以及又是如何走向考古这条路的。
这部分,苏亦不陌生。
但,通过旁人或者是其他资料去获知,跟本人亲自讲述,这两者体验完全是不一样的。
此刻的苏亦,有种见证历史的感觉。
既然讲到史学系部分,邹先生自然而然就讲到顾颉刚的《古史辩》,还讲到顾颉刚的著名史学观点——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
还提到另外一句著名的话,“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邹先生说完,问,“同学们,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
自然是不知道。
要是都知道。
就没苏亦什么事情了。
偏偏他们不知道,苏亦就被邹先生喊起,“苏亦,你跟大家说一说吧。”
之前,研究复试的时候,苏亦就曾经说过自己读过顾颉刚的《古史辩》,显然,这是邹先生记得了。
实际上,北大的诸位师长在学生年代的时候,没读过顾颉刚《古史辩》的人极少。
邹先生不仅读过还精读。
好在,他没问多困难的问题。
不然,苏亦就尴尬了。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主要有三点:第一点,就是邹先生刚才提到的,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这句话怎么了解呢?也很好了解。”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例如:周代,人们起初认为最早的帝王是大禹;到孔子时,人们心目中最早帝王向上提早到了尧、舜;战国时,文献里有了更早的黄帝、神农;汉以后的描述中有了更早的盘古。所以,就是时代越靠后,传说的古代史部分就越长,甚至后面连神话故事都出来了。”
“第二点,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这句话,也不难理解。例如,关于舜,舜被孔子时代人们看成是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里就成了全方位积极有为的圣人,到孟子时代增加了‘模范孝子’内容。”
“第三,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确切状况,但是,至少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例如,我们不一定知道实际的夏商史是怎么样的,但是,可以知道东周时代人们心目中的夏商史。这部分,如何知道?自然是从古文献以及考古资料多个方面去了解的。”
“实际上,1923年,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这篇文章里,就已经系统地发表了他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学说。”
说完,苏亦望向邹先生,像是个等待表扬的三好学生。
邹先生给予肯定,“讲的挺好的。”
那么古史辩讲个啥?
就是单纯的辩论古史吗?
并非如此。
作为疑古学派的领袖人物,顾颉刚提出这样的观点,就是要告诉世人古史不可尽信。
疑古学派把一批古书考订为伪书,对中国最早的古代历史产生了怀疑,因清理伪古史形成古史辩学派。
他的观点,安全就是动摇了人们一直以来的固有观念。
这样就彻底打破旧有的认知,是的中国上古史需要重新研究、认识和构建。
听起来,顾颉刚还挺牛掰的。
实际上,这位先生也挺牛掰的。
然而,疑古学派就没缺点吗?
不然。
到了后面,整个学派的风气就有些歪了。
变成什么都质疑了。
好像对啥都要质疑。
质疑太多。
也不是啥好事。
尤其是在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国内动荡不安,国民一度怀疑自己的文化以及人种之劣等。
这种情况下,你还老怀疑,就动摇国之根本了。
甚至,到了后面,还有人以讹传讹,说顾颉刚认为大禹是条虫。
天地良心,顾颉刚就是打个比方,结果就被断章取义,大肆宣传。
这种情况下,疑古学派的学术观点就跟当时的国情格格不入了。
毕竟,19世纪末至20世纪处,中山先生根据清末民初学者研究的结果,提出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
五千年从哪里算的?
就是从黄帝纪年开始算。
还把黄帝认为中华民族的祖先。
而,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恰巧就是梁启超先生率先提出来的。
然而,当时,有不少的学者接受西方研究方法的影响,认为中国历史是从西周开始。
好家伙,这样一来,就把中国西周以前的历史给抹去了。
这可能吗?
自然是不可能。
这部分历史,在殷墟的发掘成果公布以后,就不攻自破。
毕竟甲骨文的存在,已经明确证明商代的存在,表明中国历史还可以提早。
不过殷墟终究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夏文化的存在。
而顾颉刚虽然假设大禹可能是条虫,但这位老爷子也没有否认夏的存在。
然而,邹衡先生为啥偏偏去纠结这些啊?
他的课堂上为啥要讲述这些。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上的就是商周考古。
而商周考古就是在研究这些课题。
毕竟,57年北大考古专业还把商周考古放在中国历史考古课程上讲述。
既然提到殷墟,提到甲骨文。
邹先生自然而然,也不会只提顾颉刚,他还提到郭沫若郭老。
“我当年转入史学系读书的时候,向达先生就向我推荐郭沫若先生的诸多著作,这些著作对我有这极大的影响,我甚至花了一年时间,死啃郭沫若先生的《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等学术著作,才基本上掌握了有关甲骨文和金文有关的知识。当然,以我的甲骨文工地,很能在短短的一年内全部读懂这些学术著作,但是我仍然从中发现他在中国上古史研究中有三大难题没解决,致使他终身遗憾。”
说到这里,邹先生问台下众人,“大家有人读过郭老的书吗?比如他的这些甲骨文作品。”
又是一次集体不约而同的摇头。
邹先生也不意外,“你们往后可以读一读的,比如苏亦,他年纪轻轻,就掌握了不少甲骨文,通读郭沫若以及王国维两位先生的诸多甲骨文著作,这可是非常了不起的功底。”
说着,他有望向苏亦,“那么苏亦,你知道郭沫若先生还有那些难题没有解决吗?”
苏亦摇头再摇头。
他当然知道。
因为他曾经翻过郭老的书,说通读甲骨文那是扯,但读过却是真。
不仅如此,他还读过邹先生的诸多著作以及传记。
邹先生的这些疑惑,他就算不读郭沫若先生的书,仅仅是在邹先生后世的相关文章中就曾多次提及。
不过这是作弊得来的。
不是他自己的总结。
苏亦当着本尊的面,自然不好意思说。
再说,邹先生也只是习惯性提问,也不是想让他说。
不然早就让站起来回答问题了。
那么为何有这么一问呢?
自然是讲课技巧。
就是一个同学们一个印象。
你们的小师兄那么厉害了,他都不知道这个问题,那么我作为老师讲给你们听,你们就要更加注意了。
此刻的苏亦,完全就是被苏亦拿当工具人了。
既然是工具人就有人作为一个工具人的觉悟。
不逾越。
不然,你站起来回答问题爽了。
老师咋办?
老师也要爽啊。
你不能让对方卡在喉咙,憋在心里难受吧。
于是,苏亦很聪明的摇头。
台下的学生,显然是不知道,刚才那对视的一秒,实际上是刀光剑影,他们小师兄在跟邹先生,已经交锋数个来回了。
一、殷商前期,他在研究中国青铜时代分期时,仅仅提到滥觞期大率相当于殷商时期,而未作任何解说。
二、先周文化,他研究西周铜器铭文时,不只一次地说到,周武王以前的铜器一件也没有而感到遗憾。
三、夏文化问题,他认为夏代不会有多么高的文化,有的只是一点口头传下来的史影。
我当时存在一种幻想:这三大难题固然在古代文献和古代文字中都不可能得到解决,是不是能在考古学中求得解决呢?从此,我便肩负这三大难题走上了考古的征途,并且决心为此奋斗一辈子!原来我本想专攻古代文字,现在看来,古代文字既不能解决这三大难题,况且古代文字又是一项专门学问,我不可能兼顾二者,只好舍弃古代文字而专攻考古学。
考古学也是一项专门的学问,在大学阶段,我并不是专攻考古学的,只不过听了两三门考古课,可说并没有什么坚实的基础,非科班出身的我,自然感到困难重重。我遇到最大的困难有二:
一是田野考古,我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
二是研究古代器物,我不知道从何处下手。
在研究生的第一年,围绕着这两大困难,首先在书本上寻找方法。除了中外考古的一般书籍外,特别注意在中国考古学方面查寻资料。在当时,中国考古学的图书还不多,找来找去,只有四套图书是值得认真阅读的,这就是《安阳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城子崖》和《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可是,我读来读去,只觉得似懂非懂,根本抓不住重点。后来我才知道,这主要是因为我还没有参加田野发掘的缘故。
我首次参加田野发掘是在郑州二里岗,这是一处大规模的商代遗址。1949年以前,尽管考古工作者经常路过郑州,却无人留意此处遗址。我能在此前后工作两年感到莫大的荣幸,我的考古生涯就是以此处为基地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郑州的生活条件很差,我们住的是漏雨的茅草房,冬天用的火炉也不很暖,吃的是高粱面窝窝头,出门上工地都是背着工具等步行。不过,回想起这段生活倒是很有意义的,并不觉得是如何艰苦,因为当时我满怀着一颗要攀登科学高峰的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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