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7章:奇才金克木
跟季羡林一样,金克木也是北大东语系的创始人之一。
只不过,相比季羡林的鼎鼎大名,同在北京大学东语系、同样研究印度文化的金克木,并不那么广为人知。
或者大多数人听过金克木的名字,就是从未名四老开始。
未名四老,燕园曾经住着4位老先生,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张中行。人称“未名四老”。4位先生实则住在未名湖的后湖,那地方叫朗润园。还曾经被卞毓方在文章中称为朗润园四老。
其实,也可以称为燕园四老。
那时候,这四位老爷子都很喜欢在未名湖畔散步,后来搬家就很少回燕园了。
前世,苏亦去北大的时候,这几位先生都已经全部离世。
甚至在苏亦接触的这些老先生之中,宿白先生是最为长寿的,就算如此,18年的时候也走了。
除了张中行先生,苏亦对未名四老的三位都不陌生。
不过唯一打过交道的就是邓广铭先生。季羡林先生也只有在开学典礼远远见过一面。
啥时候,能私底下见到对方未可知。
苏亦这一次过来东语系蹭课,主要是奔着金克木先生过来的。
说起金克木,这位老爷子的一生颇为传奇,尤其是他的求学经历。之前苏亦感慨于贾兰平高中毕业获得院士头衔,其实这位老爷子更狠,初中没毕业就能够称为北大的教授,这样的人才从北大创立以后其实也没有多少个。
唯一跟金克木经历相似的就只有沈从文先生了。
不过沈从文先生现在已经离开北大被调任历博。
巧合的是,他俩都当过北大的旁听生。
民国时期的北大旁听生,日后成为大师的不在少数。那个年代能去北大当旁听生本来就不是普通人,嗯,这个制度好像在08年还是什么时候被取消了。现在去北大蹭课,没有熟人带过去,就困难的要命了。
苏亦曾经听到一个好玩的故事,那个时候,北大除了旁听生之外,还有偷听生。
因为旁听生是需要向学校方面申请,办理相关手续;偷听生却不办理手续,直接就混入教室听课。
甚至有传闻国学大师陈汉章讲过一个轶事:有一年,他开了一门新科,平时总有十几位学生听课。到了考试时,台下只剩下1人参加考试。原来,那些听课的学生,都是“偷听生”。
这就好玩了。
民国时期,蔡元培执掌北大,很多制度都颇为开明。放在前世的北大几乎不可想象。放在78年的北大,好像也挺正常的。
因为这个时候的北大管理并没有那么严格,对于旁听,几乎是没有一个老师禁止的。可以说全校各个院系的课程都是开放的,只要你不扰乱课堂秩序,你想去哪里蹭课就去哪里蹭课。
这种制度放在国外也是稍有。
因为国外的大学,学生能不能蹭课,是教授说了算,有的教授嫌弃蹭课的学生扰乱秩序,严禁学生蹭课。
实际上,前世,在国内这样的老师也不在少数。
好在苏亦当年在北大蹭课并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他被北大有熟人,当年一起跟奋战北大的研友,不少人都考上北大了,甚至好多研友摇身一变就成北大学姐了。这种情况下,作为小老弟跟在学姐后面蹭课,一点问题是没有的。
不管前世还是后世,苏亦对于蹭课都不鲁莽行事,他去东语系蹭课之前,肯定是先弄到本科生的课表,然后提前去教室等候,而不是临到上课时间或者已经上课了才踩着时间过去。
反正,作为研究生他的时间比本科生自由多了。
跟历史系不一样,东语系的教学楼放在外文楼。而,外文楼的历史甚至比五十年代新建的文史楼还要久远。
外文楼靠近北大西门,位于华表之北,原名“m楼”,后改名“穆楼”,由银行家穆拜亚捐款10万美元所建。建成于1925年,建筑属仿中国传统建筑风格,依清代宫殿式建筑为蓝本设计。在燕大的时候,就作为教室使用。
建筑坐北朝南,唯一原燕大东西中轴线北侧,与办公楼、化学北楼形成一个“品”字形的院落。建筑形制采用了中国古建筑式样,庑殿顶,素色墙体,深红色柱子与格栅窗以及条石基座。
甚至,到了后来,外文楼和办公楼北侧的民主楼,以及1991年增建的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也构成了一个品字形建筑群。
相比较贝公楼、化学北楼,这个品字型,绝对是大大的品字。
前世的时候,外文楼被用作北大外国语学院的教学办公场所。
实际上,外文楼之所以改名,还跟钱穆有关系。
司徒雷登问诸人到校印象。钱穆先生就直接说,“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之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此何义,所谓中国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
众人默然,后来燕大还特意遂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一律赋以中国名称。
这故事并非捏造,在钱穆先生的师友杂忆就有记载。
当然,改成外文楼是后面北大搬入以后的事情了。
其实,北大西语、东语、俄语三系,苏亦感觉最豪横的还是俄语系,因为北大五十年代新建大楼的时候竟然特意建立了一栋俄文楼。但为啥有俄文楼,谁都清楚,没啥好说的。
从学术宿舍到外文楼,还要穿过朗润园,这里环境幽深,这里小径交错,这里花草盛开,这里还有很多会外语的小姐姐。
不过跟在文史楼大本营不一样,苏亦到外文楼的时候,一个小姐姐都不认识。
不对,认识一个。
苏亦习惯性地拐到后排苟着的时候,竟然愚见了多日不见的张绣予,这个中文系的大姐,竟然跑来东语系蹭课。
这是啥情况?
她也爱上了梵语文学?
张绣予解释,“我有一个长辈认识金克木先生,前两天他过来北京办事,去拜访金克木先生的时候把我也带上了。所以才认识的金克木先生,有些好奇他的课,今天就过来天天了,没想到竟然碰到小师兄你。”
得,现在苏亦这个小师兄似乎已经出圈了,他已经不再是考历史系的小师兄,已经开始变成中文系的小师兄,也不知道啥时候回成为北大人人称道小师兄?
真的有一点,自己都变成北大人的“小师兄”,那样才好玩。
人怕出名猪怕壮,现在啥成果都没有的情况下,苏亦还是希望自己的名字不要出圈。
苏亦望向张绣予,“绣予姐,你别调侃我了,直接叫我苏亦吧。”
张绣予笑,“好吧,就苏亦,你呢,怎么突然想过来听金克木先生的课程了?对梵语文学感兴趣?”
苏亦摇头,“我想学梵语,然后历史系的先生就推荐过来先听金先生的课,至于梵语文学倒没有什么研究,主要还想看懂梵语记载的佛经。”
张绣予恍然。
苏亦是宿白教授的研究生,张绣予是知道的,甚至还知道他研究佛教考古,只是一时之间联想不起来而已,苏亦这一解释,她就啥都明白了。
张绣予说,“那你要努力了,梵语可不好学。”
苏亦说,“我看绣予姐,你对梵语也挺感兴趣的,要不要组团一起学习?”
之前周一良先生教授他的学习外语的方法,让他从文学上入手,直接学外语,这样就可以锻炼自己的文献阅读能力。
还提议他可以通过电影去建立语境。
对于前世五花八门的学习外语方法来说,这两个都不算是多深奥的方式。
很多人都这么说。
但不同人说权威性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四级都不过的渣渣跑过来告诉你这样的方式,估计你会嗤之以鼻。
然而,周一良这样的大师都这样说了,那么这样的方式肯定没有错了。
可要论对普通人来说,学习外语的方式肯定不止这两种。
比如,找一个会外语的男朋友或女朋友,谁都知道这是一个好方式,但条件不允许。甚至苏亦还知道一个最好的学习一门新的外语的方式,就是去教别人这门外语,没有错,就是去当老师教别人,一个半吊子去交一群半吊子,听说,就促使自己有无限的动力去学习。
不过这个方法,苏亦觉得很是不靠谱。
那么剩下的一个相对来说,还算正常的方式,就是组团学习了。
也就是后世常见的组个兴趣小组,找一波志同道合地小伙伴一起学习,就跟考研找研友差不多。
好不容易在这里碰到张绣予,他当然不愿意错过,先忽悠了再说。
没有想到这姑娘嫣然一笑,却拒绝地跟干脆,“我只是对梵语文学感兴趣,对学习梵语,没有那么大的动力。”
得,这干脆利落的劲跟她干脆利落的短发又得一拼。
甚至在她的身上,苏亦都可以看到许婉韵的影子,似乎对一门陌生的语言,这些姑娘都有着天然的抗拒。
或者说她们的野心并不在这里。
在她俩的身上,苏亦是看不到白槿那样迫不及待地向上攀登的野心。
这估计就是北大才女们的底气吧。
不过张绣予是中文系的,她感兴趣的是文学本身而非梵语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的。
而,金克木先生在东语系开设的课程就是梵语文学史,而分梵语。
毕竟东语系的全称是东方语言文学系,人家也是要学文学滴。
当燕园的钟声响起来的时候,一个其貌不扬的小老头就出现在教室,走上了讲台。
跟这个年代的北大老先生一样,都是一身灰白色的旧式中山装,然后配上黑布鞋,很朴实,不高也不大,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老头,然而,就是眼前站在台上的这样一个普通的小老头,却隐含着务必巨大的能量。
被世人称为举世罕见的奇才,靠自学精通梵语、巴利语、印地语、乌尔都语、世界语、拉丁语、英语、法语、德语等多种语言文字。
跟季羡林先生秉承东语系的扛把子。
他对外语的掌握,虽然没有陈寅恪先生掌握的杂多,但,也真不少。
梵语就不说了。
知道金克木这个名字的人都知道他会梵语。
而拉丁语,还是在傅斯年的建议下学的。
当年,金克木在湖南大学当教授,去昆明拜访傅斯年,傅斯年就想让他去学希腊语,因为傅斯年觉得国内的学者研究希腊史却不会希腊语,研究什么希腊历史。
于是就建议金克木去学习。
不过金克木还是婉拒了。
因为他觉得按照他的德语基础还不足以通过德文教材去学希腊语。然后这个时候,李济先生突然出现了还跟傅斯年带来一本大二学生用的拉丁文教材,傅斯年顺手就把这书递给金克木。
这书就是有英文注解的拉丁文的恺撒著的高卢战记。金克木试着匆匆学了后面附的语法概要,就从头读起来,一读就放不下了。一句一句啃下去,越来兴趣越大。据此,他掌握了拉丁文。
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苏亦也只能感慨大佬就是大佬。
至于金克木学习梵语的故事,其实也很传奇。
1960年,北大开设第一届梵文巴利文班,季羡林、金克木两位先生交叉授
北大东语系教授金克木,在梵语文学和印度文化研究及比较文学方面有突出成就。
金克木擅长多门外语,他曾经凭借历史学家傅斯年被人称作“傅大炮”赠送的一本书,掌握了拉丁文。在忘了的名人一文中,他生动记下了当时的情形。
上世纪40年代,著名学者吴宓任武汉大学外语系教授兼系主任,同时又是校务委员会委员,他推荐金克木到外文系教梵文。当时,武汉大学找不到教印度哲学的合适人选,而这门课程又是必修课,文学院长刘永济就把金克木安排在哲学系教印度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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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相比季羡林的鼎鼎大名,同在北京大学东语系、同样研究印度文化的金克木,并不那么广为人知。
或者大多数人听过金克木的名字,就是从未名四老开始。
未名四老,燕园曾经住着4位老先生,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张中行。人称“未名四老”。4位先生实则住在未名湖的后湖,那地方叫朗润园。还曾经被卞毓方在文章中称为朗润园四老。
其实,也可以称为燕园四老。
那时候,这四位老爷子都很喜欢在未名湖畔散步,后来搬家就很少回燕园了。
前世,苏亦去北大的时候,这几位先生都已经全部离世。
甚至在苏亦接触的这些老先生之中,宿白先生是最为长寿的,就算如此,18年的时候也走了。
除了张中行先生,苏亦对未名四老的三位都不陌生。
不过唯一打过交道的就是邓广铭先生。季羡林先生也只有在开学典礼远远见过一面。
啥时候,能私底下见到对方未可知。
苏亦这一次过来东语系蹭课,主要是奔着金克木先生过来的。
说起金克木,这位老爷子的一生颇为传奇,尤其是他的求学经历。之前苏亦感慨于贾兰平高中毕业获得院士头衔,其实这位老爷子更狠,初中没毕业就能够称为北大的教授,这样的人才从北大创立以后其实也没有多少个。
唯一跟金克木经历相似的就只有沈从文先生了。
不过沈从文先生现在已经离开北大被调任历博。
巧合的是,他俩都当过北大的旁听生。
民国时期的北大旁听生,日后成为大师的不在少数。那个年代能去北大当旁听生本来就不是普通人,嗯,这个制度好像在08年还是什么时候被取消了。现在去北大蹭课,没有熟人带过去,就困难的要命了。
苏亦曾经听到一个好玩的故事,那个时候,北大除了旁听生之外,还有偷听生。
因为旁听生是需要向学校方面申请,办理相关手续;偷听生却不办理手续,直接就混入教室听课。
甚至有传闻国学大师陈汉章讲过一个轶事:有一年,他开了一门新科,平时总有十几位学生听课。到了考试时,台下只剩下1人参加考试。原来,那些听课的学生,都是“偷听生”。
这就好玩了。
民国时期,蔡元培执掌北大,很多制度都颇为开明。放在前世的北大几乎不可想象。放在78年的北大,好像也挺正常的。
因为这个时候的北大管理并没有那么严格,对于旁听,几乎是没有一个老师禁止的。可以说全校各个院系的课程都是开放的,只要你不扰乱课堂秩序,你想去哪里蹭课就去哪里蹭课。
这种制度放在国外也是稍有。
因为国外的大学,学生能不能蹭课,是教授说了算,有的教授嫌弃蹭课的学生扰乱秩序,严禁学生蹭课。
实际上,前世,在国内这样的老师也不在少数。
好在苏亦当年在北大蹭课并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他被北大有熟人,当年一起跟奋战北大的研友,不少人都考上北大了,甚至好多研友摇身一变就成北大学姐了。这种情况下,作为小老弟跟在学姐后面蹭课,一点问题是没有的。
不管前世还是后世,苏亦对于蹭课都不鲁莽行事,他去东语系蹭课之前,肯定是先弄到本科生的课表,然后提前去教室等候,而不是临到上课时间或者已经上课了才踩着时间过去。
反正,作为研究生他的时间比本科生自由多了。
跟历史系不一样,东语系的教学楼放在外文楼。而,外文楼的历史甚至比五十年代新建的文史楼还要久远。
外文楼靠近北大西门,位于华表之北,原名“m楼”,后改名“穆楼”,由银行家穆拜亚捐款10万美元所建。建成于1925年,建筑属仿中国传统建筑风格,依清代宫殿式建筑为蓝本设计。在燕大的时候,就作为教室使用。
建筑坐北朝南,唯一原燕大东西中轴线北侧,与办公楼、化学北楼形成一个“品”字形的院落。建筑形制采用了中国古建筑式样,庑殿顶,素色墙体,深红色柱子与格栅窗以及条石基座。
甚至,到了后来,外文楼和办公楼北侧的民主楼,以及1991年增建的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也构成了一个品字形建筑群。
相比较贝公楼、化学北楼,这个品字型,绝对是大大的品字。
前世的时候,外文楼被用作北大外国语学院的教学办公场所。
实际上,外文楼之所以改名,还跟钱穆有关系。
司徒雷登问诸人到校印象。钱穆先生就直接说,“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之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此何义,所谓中国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
众人默然,后来燕大还特意遂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一律赋以中国名称。
这故事并非捏造,在钱穆先生的师友杂忆就有记载。
当然,改成外文楼是后面北大搬入以后的事情了。
其实,北大西语、东语、俄语三系,苏亦感觉最豪横的还是俄语系,因为北大五十年代新建大楼的时候竟然特意建立了一栋俄文楼。但为啥有俄文楼,谁都清楚,没啥好说的。
从学术宿舍到外文楼,还要穿过朗润园,这里环境幽深,这里小径交错,这里花草盛开,这里还有很多会外语的小姐姐。
不过跟在文史楼大本营不一样,苏亦到外文楼的时候,一个小姐姐都不认识。
不对,认识一个。
苏亦习惯性地拐到后排苟着的时候,竟然愚见了多日不见的张绣予,这个中文系的大姐,竟然跑来东语系蹭课。
这是啥情况?
她也爱上了梵语文学?
张绣予解释,“我有一个长辈认识金克木先生,前两天他过来北京办事,去拜访金克木先生的时候把我也带上了。所以才认识的金克木先生,有些好奇他的课,今天就过来天天了,没想到竟然碰到小师兄你。”
得,现在苏亦这个小师兄似乎已经出圈了,他已经不再是考历史系的小师兄,已经开始变成中文系的小师兄,也不知道啥时候回成为北大人人称道小师兄?
真的有一点,自己都变成北大人的“小师兄”,那样才好玩。
人怕出名猪怕壮,现在啥成果都没有的情况下,苏亦还是希望自己的名字不要出圈。
苏亦望向张绣予,“绣予姐,你别调侃我了,直接叫我苏亦吧。”
张绣予笑,“好吧,就苏亦,你呢,怎么突然想过来听金克木先生的课程了?对梵语文学感兴趣?”
苏亦摇头,“我想学梵语,然后历史系的先生就推荐过来先听金先生的课,至于梵语文学倒没有什么研究,主要还想看懂梵语记载的佛经。”
张绣予恍然。
苏亦是宿白教授的研究生,张绣予是知道的,甚至还知道他研究佛教考古,只是一时之间联想不起来而已,苏亦这一解释,她就啥都明白了。
张绣予说,“那你要努力了,梵语可不好学。”
苏亦说,“我看绣予姐,你对梵语也挺感兴趣的,要不要组团一起学习?”
之前周一良先生教授他的学习外语的方法,让他从文学上入手,直接学外语,这样就可以锻炼自己的文献阅读能力。
还提议他可以通过电影去建立语境。
对于前世五花八门的学习外语方法来说,这两个都不算是多深奥的方式。
很多人都这么说。
但不同人说权威性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四级都不过的渣渣跑过来告诉你这样的方式,估计你会嗤之以鼻。
然而,周一良这样的大师都这样说了,那么这样的方式肯定没有错了。
可要论对普通人来说,学习外语的方式肯定不止这两种。
比如,找一个会外语的男朋友或女朋友,谁都知道这是一个好方式,但条件不允许。甚至苏亦还知道一个最好的学习一门新的外语的方式,就是去教别人这门外语,没有错,就是去当老师教别人,一个半吊子去交一群半吊子,听说,就促使自己有无限的动力去学习。
不过这个方法,苏亦觉得很是不靠谱。
那么剩下的一个相对来说,还算正常的方式,就是组团学习了。
也就是后世常见的组个兴趣小组,找一波志同道合地小伙伴一起学习,就跟考研找研友差不多。
好不容易在这里碰到张绣予,他当然不愿意错过,先忽悠了再说。
没有想到这姑娘嫣然一笑,却拒绝地跟干脆,“我只是对梵语文学感兴趣,对学习梵语,没有那么大的动力。”
得,这干脆利落的劲跟她干脆利落的短发又得一拼。
甚至在她的身上,苏亦都可以看到许婉韵的影子,似乎对一门陌生的语言,这些姑娘都有着天然的抗拒。
或者说她们的野心并不在这里。
在她俩的身上,苏亦是看不到白槿那样迫不及待地向上攀登的野心。
这估计就是北大才女们的底气吧。
不过张绣予是中文系的,她感兴趣的是文学本身而非梵语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的。
而,金克木先生在东语系开设的课程就是梵语文学史,而分梵语。
毕竟东语系的全称是东方语言文学系,人家也是要学文学滴。
当燕园的钟声响起来的时候,一个其貌不扬的小老头就出现在教室,走上了讲台。
跟这个年代的北大老先生一样,都是一身灰白色的旧式中山装,然后配上黑布鞋,很朴实,不高也不大,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老头,然而,就是眼前站在台上的这样一个普通的小老头,却隐含着务必巨大的能量。
被世人称为举世罕见的奇才,靠自学精通梵语、巴利语、印地语、乌尔都语、世界语、拉丁语、英语、法语、德语等多种语言文字。
跟季羡林先生秉承东语系的扛把子。
他对外语的掌握,虽然没有陈寅恪先生掌握的杂多,但,也真不少。
梵语就不说了。
知道金克木这个名字的人都知道他会梵语。
而拉丁语,还是在傅斯年的建议下学的。
当年,金克木在湖南大学当教授,去昆明拜访傅斯年,傅斯年就想让他去学希腊语,因为傅斯年觉得国内的学者研究希腊史却不会希腊语,研究什么希腊历史。
于是就建议金克木去学习。
不过金克木还是婉拒了。
因为他觉得按照他的德语基础还不足以通过德文教材去学希腊语。然后这个时候,李济先生突然出现了还跟傅斯年带来一本大二学生用的拉丁文教材,傅斯年顺手就把这书递给金克木。
这书就是有英文注解的拉丁文的恺撒著的高卢战记。金克木试着匆匆学了后面附的语法概要,就从头读起来,一读就放不下了。一句一句啃下去,越来兴趣越大。据此,他掌握了拉丁文。
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苏亦也只能感慨大佬就是大佬。
至于金克木学习梵语的故事,其实也很传奇。
1960年,北大开设第一届梵文巴利文班,季羡林、金克木两位先生交叉授
北大东语系教授金克木,在梵语文学和印度文化研究及比较文学方面有突出成就。
金克木擅长多门外语,他曾经凭借历史学家傅斯年被人称作“傅大炮”赠送的一本书,掌握了拉丁文。在忘了的名人一文中,他生动记下了当时的情形。
上世纪40年代,著名学者吴宓任武汉大学外语系教授兼系主任,同时又是校务委员会委员,他推荐金克木到外文系教梵文。当时,武汉大学找不到教印度哲学的合适人选,而这门课程又是必修课,文学院长刘永济就把金克木安排在哲学系教印度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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