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0章:敦煌学
北大的兼职老师之中,其中最为特例的就是王利器了。
这位先生,被聘请到北大的时候,已经六十多了。
如果搁前世,早就退休了。
然而,因为十年时间,主管退休事物的劳工部被撤销,公会系统瘫痪,社会保险几斤的征集、管理、调剂使用制毒被迫停止、退休制毒形同虚设。
直到今年,国务院才颁布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本质上是恢复、调整1958年的退休政策,并且平乱十年的混乱制度。
王利器先生,基本上属于半退休状态。
然而,对方被聘请到北大开课,也是有历史渊源的。
因为,王利器从川大中文系毕业之后,就考入了北大文研所读研,师从傅斯年先生,而且,还是傅斯年唯一的一个研究生。
研究生毕业之后,就被川大文研所聘请回去当老师,抗战胜利后,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校分别复员,北大迁回原北平校址。
他才被傅斯年聘请到北大中文系当老师,所以,早年间在北大文研所,他跟邓广铭先生是认识的。
十年间,就算条件有限的情况下,这位先生也写了不少的著作。
因为他具有深厚的古文功底,才被聘请到北大历史系开设古文选读课程。
苏亦去蹭课的时候,对方正在讲授文心雕龙,跟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连讲义都是临时编著的不一样,王利器先生讲课的时候,直接就给大家分发了油印版的原文讲义。
这点上,倒是跟苏亦之前在新会一中讲座的时候,派发的和尊铭文讲义有点像。
这也是这个年代大师开设新课程的常态,大多数的时候连教材都没有,老师在台上信马由缰、自由发挥,台下的学生宛如听天书,双目呆滞。
好在,北大的老师都知道刚刚恢复高考后的7778级学生普遍基础都不好,所以,讲课的时候,也没有讲述太过深奥的内容。
好比如这位王利器。
在讲述文心雕龙的时候,也对着原文逐字逐句的讲,还在讲台上板书,就跟教小朋友古文启蒙差不多。
一板一眼的,跟之前的宁可、漆侠、蔡美彪等人都不太一样,估计这就是中文系教授跟历史系教授不一样的地方吧。
前世,苏亦看文心雕龙的时候,还是易中天教授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易中天教授是教哲学教美学的,自然而然,就从美学的角度去解构这书,而王利器这不一样,他是中文系的,还是研究古文献的,所以他注重的还是教授大家如何读懂这书。
而且,老先生讲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讲文献。
比如文心雕龙,讲完内容之后,又开始讲述各种批注版本。
比如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老先生对这本书评价还挺高的,直接说,“范注是雕龙旧注的集大成者,又是新时代研究的开山鼻祖。”
实际上,王利器先生也自己编著了一本文心雕龙新书只不过这本书并没有在国内出版而已,反而,是墙内开花墙外香,直接在台湾给出版了。
同样,范注之中也有他增添的不少注释。
所以,到了最后,老先生有些谦虚的说,“我在古籍社当编辑时,能参与此书的编著是我之荣幸。”
然后,跟大多数北大教授一样,课后就直接给大家列书单。
重点推荐史记跟庄子两本。
那么多老师,王利器是唯一一个全程忽略苏亦这个历史系“小师兄”的存在。
并没有对他做特殊化,真要说有什么特殊化的地方就是,老先生走到苏亦身边的时候,还下意识问他,“同学,能听得懂吗?”
等苏亦点了点头,还当场跟他读一段文心雕龙的白话版,老先生才满意离开。
除此之外,老先生都不搭理他。
毕竟老先生这辈子见过的少年天才多不胜数,而,他本身就曾经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不过以上这些,都不是最让苏亦印象深刻的,最让苏亦印象深刻的,还是因为邓广铭先生准备把老先生挖到北大,却没有挖成。
等中午他去食堂吃饭,撞见范长流,跟他提起王利器先生的时候,范长流还有些遗憾。
他是邓广铭先生的研究生,经常要帮导师处理一些事情,所以对历史系的人事问题,他再清楚不过。
平时跟苏亦他聊天的时候,他也没有藏着掖着,所以,很多历史系的人事调动,苏亦都是从他的口中得知的。
之前,邓广铭先生聘请王利器他们这些老师兼职开课,只是解燃眉之急。
应急之外,邓先生也有长远打算,那就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要调几位名家进入历史系。邓先生先后提出调入的有三位王先生。
范长流说,“第一是商调王利器先生。王先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个古籍部门工作,1973年跟邓先生一起在中华书局标点二十四史。”
对于中华书局的这个版本“二十四史”苏亦是熟悉的,或者说大家都很熟悉,因为大家看的二十四史版本,差不多就是这个版。
可以说这是国家级的图书工程。
这套书有多厉害?
用百度百科的词条:点校本“二十四史”,由中华书局组织全国百余位文史专家,全国学术界、出版界通力合作,历时二十年完成的新中国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是代表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最高成就的标志性成果。
那么国家为什么要弄这样的出版工程?
其实,苏亦对这段历史也模糊。
但,二十四史他看过不少的版本,对于普通人来说,点校本二十四史无疑是最容易阅读的。
乾隆时代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在当时是标准本,但是武英殿本并非没有缺点,所以才有商务印书馆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当时可谓“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
但是传统的“二十四史”没有标点,没有断句,读起来仍有一定困难。
五十年代,由国家领导建议,集中当时全国史家,对“二十四史”进行校订,加上标点,是为标点本“二十四史”,实为“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
所以,这些书一开始并没有什么标点符号。要没这版本,大多数人都看不懂二十四史,好吧,就算有标点符号,要是没有译本,普通人也看不懂。
不过苏亦听到范长流这项工程,他才恍然大悟。
原来,王利器跟邓广铭先生除了早年间的情谊,73年代还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段共事经历。
难怪,可以把对方挖过来北大开课。
当然,王利器最为出名的并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他“两千万富翁”的名号。
因为后来他整理古籍将近两千万字,大有成就。社会上“万元户”兴起的时候,他被人们称为“两千万富翁”。
能够有这样一个称号,可想而知,王利器在古籍整理方面的成就有多深厚。
北大学生能够有这样一个先生来开设古文选读,何其之幸。
只不过这种幸福,对于当下的北大历史系学生来说,还未能感知罢了。
因为古文,对于刚入学的历史系新生来说,太枯燥了。
甚至大部分学生都是读不懂的。
所以面对这帮子愁眉苦脸的家伙,苏亦也算是找回一点点自信。
之前在蔡美彪辽金元史的课堂上,他也被打击得不要不要的。
相比较之下,他对文献的阅读能力就比台下的大部分历史系学生都要强。
这种强,是能够很明显感受出来的。
但不管如何,邓广铭先生对王利器是重视的。
然而,这位“两千万富翁”的调入一直没有进展。
原因很简单,出版社那边也不想放人。
王利器的学问之大,出版社的领导要不是瞎子,肯定早有耳闻。
另外一个商调王仲荦,他是章太炎的弟子,也是邓先生在中华书局整理“二十四史”的同伴,上个世纪50年代,有过一本有名的杂志文史哲,他是三位创办者之一。
邓先生看中了这位王先生,遂由北大人事部门出面三次去函商调,王仲荦本人很客气,只说:“山大已经成了我的第二故乡了”
不仅如此,山大的人事部门很有意思,他们并不打官腔,也没有委婉的拒绝,而是直接给北大历史系发函说,“我们山大想调你们北大历史系的邓广铭过来,不知可否?”
这样一来,事情就好玩了。
邓主任本来决意调王,不想反遭此一回幽默,此后调王仲荦的事绝口不再提起。
显然,这个年代山大的底气还是很足的,在人文社科方面跟北大相比较并没有逊色多少。
实际上,王仲荦的名头太大了。
而且,对方从1947年起任职于山东大学,还当过山大历史系主任,是山大“文史见长”学术特色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和历史学科的代表性学者。
就连苏亦这样的半吊子,前世都翻看过对方的魏晋南北朝史以及隋唐五代史。
相比较山大的高效率,山西的节奏好像比北京慢一点,因为邓广铭想调任的第三位王先生就是王永兴。
58年的时候,王永兴调入山西教师进修学院任职。北大历史系商调第三位王永兴的函件一去,山西教师进修学院表示同意。
可调人的手续办起来相当繁杂,按照常规要耗费很多时日。在办理后续事务的过程中,一来二去,问题就出现了。
办到山西教育厅一层,卡住了。
原因也很简单,山西师修学院不知道王永兴的厉害,教育厅的相关领导会不知道吗?就算不知道,等北大兴师动众去调人的时候,山西那边想不知道都难了。
所以,王永兴的分量,到这个时候,山西慢慢掂了出来,这样一来,山西就不放人了。
眼看到手的鸭子就要飞走,这下急坏了邓广铭。
不过最后,王永兴还是顺利被调任到北大历史系。
这其中的变故,主要还是历史系这边用了歪招。
苏亦就想知道这中间北大这边使出啥歪招?
不然,现在王永兴怎么会调入北大?
好在范长流也不隐瞒,他说,“主要是北大这边直接跳过省厅,跟省大领导对话了。这个主意好是咱们历史系的李培豪老师支招的。”
“李培豪?”苏亦有些陌生。
范长流说,“还没开课,如果要开课的话,李老师应该会接过宁可先生开中国通史吧。”
难怪。
“现在李老师在系办帮忙。他也是咱们北大历史系毕业的,59年,毕业以后就留校。他头脑灵活,人很活跃,办事也热心。这段时间,他给邓先生帮忙,出出入入,做了不少事。他在系里没有任何职务,全凭热心。他听到这事以后,才给邓先生支招的。”
“不过北大历史系这边想要找省里,也不容易的。因为根本就不知道找谁。最后,还是李老师从报纸上得知他们的大领导李立功。”
“李老师就说,请北大新任的领导周林写封信给李立功。”
因为周林也在贵州当过大领导,周、李二人应有同僚之谊,就是没有交集,也会彼此相知。商量了一会儿,又觉得,先报告周林,等周写信寄李,到达后者手里又是什么时候,更不可知,这个办法的流程太繁,恐怕来不及。后来说,干脆起草一封信给周林,请周签字发出就好。
“最后还是李老师提议,用周林的名义写封信,直接寄给李立功本人亲启,或许还来得及挽救。”
邓先生说:“好!这个主意好。周林跟我说过,让我放手干,凡对历史系有利的事,他全支持。我以后会报告周林,他不会不同意。”
从这点就看得出来,邓广铭先生任职北大历史系主任是有校领导在后面大力支持的。
甚至,邓广铭还对时任历史系书记郝斌说:“现在就写。你动笔,竖着写。”
当时郝斌写个抬头“立功同志”就打住了,因为根本就不知道咋写。毕竟,总得像熟人一样先问候几句做个铺垫吧,可说什么呢?周林和李立功,都当过省大领导,至于他们的其他关系,北大历史系这边根本就不知道,往下没词儿了。
“最后还是李老师灵便,他说就写十年,我们都有磨难一笔带过,跟着写,现在我出任北大,兹有一事相烦……然后,邓主任、郝支书还有李老师三个人凑写了一封信,当天发出,然后王永兴教授就真的被调动成功,是不是跟这封信有点关系则不得而知。”
最后说完,范长流望着苏亦,“这事,你可不能往外乱说,不然,我可不认。”
祸从口出患从口入,这点,苏亦是知道的。
范长流能够把这些辛秘告诉他,已是不已。
毕竟涉及到周李两位大领导,这个层面的事情,对于苏亦来说,太过遥远。
他也只能够感慨,这年头想要调一个大学教授,并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但整个故事听下来。
苏亦除了对王永兴这尊大佬越发好奇之外,故事之中的另外一个人李培豪也成功的引起他的好奇心。
这可是个人才啊。
能够在这个年代如此懂得变通,就算在学术方面毫无建树,在政务方面也是一把好手,以后,有这样的人物当领导,北大历史系肯定越来越好。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位先生后世在北大历史系并没有留下什么事迹。
前世,苏亦在北大蹭课的时候,并没有听说对方的名讳?
要不是英年早逝,就是遇到什么变故调离北大了,不然,这样一个人物在北大,不可能寂寂无名。
要知道故事里面的另外一个主人公郝斌,未来都成功担任北大副校长。
但不管如何,苏亦觉得未来都应该跟对方好好结交一番。
王永兴先生调来北大,对于北大历史学科建设是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的。
邓、王两位的合作,甚至再过两三年,北大历史系就顺势成立一个中国中古史中心。后来一直都是邓广铭先生担任中心主任。
也因为中古史中心的存在,考古专业从历史系独立出去的时候,历史系就算损失颇大,也因为有了中古史中心的存在,不至于伤筋动骨;也让北大历史系的分量没减,在全国高校的历史学系之中,仍是第一重镇。
不过这是后话了。
故事最终还是要回到王永兴的身上。
这位先生,苏亦去蹭课的时候,对他已经不算陌生了。
因为之前,跟周一良先生聊天的时候,就曾经提及过这位先生。
因为王永兴跟周一良两人都是陈寅恪先生的弟子。
而且,这位好像也蛮有八卦潜质的,他被拒绝读邓广铭先生研究生的事情,就是他告诉周一良先生的。
除此之外,他之前在新生见面会上的发言,多半也是这位先生说的,不然,周一良先生怎么会知道自己提出来的“蒙满回藏鲜之学”。
所以,苏亦特意去图书馆查一下对方的资料,还刻意跟马世昌以及北大八卦一姐许婉韵打听对方的情况。
再加上,前世一些记忆,苏亦也对这位先生的生平也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三十四年的就读清华,后来随着清华南迁,到西南联大,后来又到北大文研所史学部读研,当年,不过北大文研所在昆明的时候,是独立于西南联大的,跟西南联大并没有什么隶属关系。
王一边在文研所读研一边担任研究助教,助教的职位,直到46年10月份北大回迁他离开北大才结束。
他之所以离开北大,完全就是因为陈寅恪先生要会清华大学,点名要他当助手,因为,当时陈寅恪先生的眼疾已经很严重了。
正因如此,王永兴在清华一待就是好几年,不过52年院系大调整的时候,他并没有如同周一良一样被调任到北大,而是担任清华工农中学常务副校长。
后来,又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当编辑;1958年至1978年,在山西省师修学院任教,曾参加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的工作。
也只是因为如此,才能跟邓广铭认识。
所以三王被邓广铭如此欣赏是有原因的。
王永兴被调入北大历史系以后,一个学期,同时开设了两门课程。
这样的老师,可不多见。
毕竟,北大的名师虽然不多,但并非没人,就算在隋唐史方面,张光达先生也有不俗的功底。
隋唐史跟敦煌学,这两个课程,苏亦想都没有想到就选择敦煌学。
因为隋唐史部分,对于苏亦来说可学可不学。
而且之前蹭张光达中国通史课程的时候,对方讲授的就是隋唐史部分。
这个时候,张光达的研究方向依旧集中在隋唐史以及中亚史,他的隋唐史造诣不俗,对于苏亦这样一个半吊子来说,听他的课程足够了。
不需要特意跑去王永兴的课堂再次听隋唐史。
而北大之所以开设中国通史隋唐部分,又开设隋唐史,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中国通史、世界通史这两门都是中国史的专业基础课。
实际上,也不仅北大历史专业的学生要上,就连北大考古专业的学生也都要上。
至于隋唐史则属于专业必修课程。
王永兴是敦煌学的大牛,苏亦是知道的,前世是就没少听过他的名头。
他以前在云大读研的是一个师兄后来考入兰大读博,研究的方向就是敦煌学,他之前做考古公众号策划敦煌学推书的时候,就曾经跟这位师兄求助,对方就曾经给推荐王永兴的专著。
当时,他简单翻看一下,也了解过他的生平,不然,他之前怎么知道王永兴、周一良跟陈寅恪三人的轶事。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苏亦对于王永兴教授的课程就越发的期待了。
可以说,这是他第一次正儿八经的接触敦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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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先生,被聘请到北大的时候,已经六十多了。
如果搁前世,早就退休了。
然而,因为十年时间,主管退休事物的劳工部被撤销,公会系统瘫痪,社会保险几斤的征集、管理、调剂使用制毒被迫停止、退休制毒形同虚设。
直到今年,国务院才颁布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本质上是恢复、调整1958年的退休政策,并且平乱十年的混乱制度。
王利器先生,基本上属于半退休状态。
然而,对方被聘请到北大开课,也是有历史渊源的。
因为,王利器从川大中文系毕业之后,就考入了北大文研所读研,师从傅斯年先生,而且,还是傅斯年唯一的一个研究生。
研究生毕业之后,就被川大文研所聘请回去当老师,抗战胜利后,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校分别复员,北大迁回原北平校址。
他才被傅斯年聘请到北大中文系当老师,所以,早年间在北大文研所,他跟邓广铭先生是认识的。
十年间,就算条件有限的情况下,这位先生也写了不少的著作。
因为他具有深厚的古文功底,才被聘请到北大历史系开设古文选读课程。
苏亦去蹭课的时候,对方正在讲授文心雕龙,跟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连讲义都是临时编著的不一样,王利器先生讲课的时候,直接就给大家分发了油印版的原文讲义。
这点上,倒是跟苏亦之前在新会一中讲座的时候,派发的和尊铭文讲义有点像。
这也是这个年代大师开设新课程的常态,大多数的时候连教材都没有,老师在台上信马由缰、自由发挥,台下的学生宛如听天书,双目呆滞。
好在,北大的老师都知道刚刚恢复高考后的7778级学生普遍基础都不好,所以,讲课的时候,也没有讲述太过深奥的内容。
好比如这位王利器。
在讲述文心雕龙的时候,也对着原文逐字逐句的讲,还在讲台上板书,就跟教小朋友古文启蒙差不多。
一板一眼的,跟之前的宁可、漆侠、蔡美彪等人都不太一样,估计这就是中文系教授跟历史系教授不一样的地方吧。
前世,苏亦看文心雕龙的时候,还是易中天教授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易中天教授是教哲学教美学的,自然而然,就从美学的角度去解构这书,而王利器这不一样,他是中文系的,还是研究古文献的,所以他注重的还是教授大家如何读懂这书。
而且,老先生讲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讲文献。
比如文心雕龙,讲完内容之后,又开始讲述各种批注版本。
比如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老先生对这本书评价还挺高的,直接说,“范注是雕龙旧注的集大成者,又是新时代研究的开山鼻祖。”
实际上,王利器先生也自己编著了一本文心雕龙新书只不过这本书并没有在国内出版而已,反而,是墙内开花墙外香,直接在台湾给出版了。
同样,范注之中也有他增添的不少注释。
所以,到了最后,老先生有些谦虚的说,“我在古籍社当编辑时,能参与此书的编著是我之荣幸。”
然后,跟大多数北大教授一样,课后就直接给大家列书单。
重点推荐史记跟庄子两本。
那么多老师,王利器是唯一一个全程忽略苏亦这个历史系“小师兄”的存在。
并没有对他做特殊化,真要说有什么特殊化的地方就是,老先生走到苏亦身边的时候,还下意识问他,“同学,能听得懂吗?”
等苏亦点了点头,还当场跟他读一段文心雕龙的白话版,老先生才满意离开。
除此之外,老先生都不搭理他。
毕竟老先生这辈子见过的少年天才多不胜数,而,他本身就曾经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不过以上这些,都不是最让苏亦印象深刻的,最让苏亦印象深刻的,还是因为邓广铭先生准备把老先生挖到北大,却没有挖成。
等中午他去食堂吃饭,撞见范长流,跟他提起王利器先生的时候,范长流还有些遗憾。
他是邓广铭先生的研究生,经常要帮导师处理一些事情,所以对历史系的人事问题,他再清楚不过。
平时跟苏亦他聊天的时候,他也没有藏着掖着,所以,很多历史系的人事调动,苏亦都是从他的口中得知的。
之前,邓广铭先生聘请王利器他们这些老师兼职开课,只是解燃眉之急。
应急之外,邓先生也有长远打算,那就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要调几位名家进入历史系。邓先生先后提出调入的有三位王先生。
范长流说,“第一是商调王利器先生。王先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个古籍部门工作,1973年跟邓先生一起在中华书局标点二十四史。”
对于中华书局的这个版本“二十四史”苏亦是熟悉的,或者说大家都很熟悉,因为大家看的二十四史版本,差不多就是这个版。
可以说这是国家级的图书工程。
这套书有多厉害?
用百度百科的词条:点校本“二十四史”,由中华书局组织全国百余位文史专家,全国学术界、出版界通力合作,历时二十年完成的新中国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是代表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最高成就的标志性成果。
那么国家为什么要弄这样的出版工程?
其实,苏亦对这段历史也模糊。
但,二十四史他看过不少的版本,对于普通人来说,点校本二十四史无疑是最容易阅读的。
乾隆时代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在当时是标准本,但是武英殿本并非没有缺点,所以才有商务印书馆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当时可谓“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
但是传统的“二十四史”没有标点,没有断句,读起来仍有一定困难。
五十年代,由国家领导建议,集中当时全国史家,对“二十四史”进行校订,加上标点,是为标点本“二十四史”,实为“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
所以,这些书一开始并没有什么标点符号。要没这版本,大多数人都看不懂二十四史,好吧,就算有标点符号,要是没有译本,普通人也看不懂。
不过苏亦听到范长流这项工程,他才恍然大悟。
原来,王利器跟邓广铭先生除了早年间的情谊,73年代还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段共事经历。
难怪,可以把对方挖过来北大开课。
当然,王利器最为出名的并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他“两千万富翁”的名号。
因为后来他整理古籍将近两千万字,大有成就。社会上“万元户”兴起的时候,他被人们称为“两千万富翁”。
能够有这样一个称号,可想而知,王利器在古籍整理方面的成就有多深厚。
北大学生能够有这样一个先生来开设古文选读,何其之幸。
只不过这种幸福,对于当下的北大历史系学生来说,还未能感知罢了。
因为古文,对于刚入学的历史系新生来说,太枯燥了。
甚至大部分学生都是读不懂的。
所以面对这帮子愁眉苦脸的家伙,苏亦也算是找回一点点自信。
之前在蔡美彪辽金元史的课堂上,他也被打击得不要不要的。
相比较之下,他对文献的阅读能力就比台下的大部分历史系学生都要强。
这种强,是能够很明显感受出来的。
但不管如何,邓广铭先生对王利器是重视的。
然而,这位“两千万富翁”的调入一直没有进展。
原因很简单,出版社那边也不想放人。
王利器的学问之大,出版社的领导要不是瞎子,肯定早有耳闻。
另外一个商调王仲荦,他是章太炎的弟子,也是邓先生在中华书局整理“二十四史”的同伴,上个世纪50年代,有过一本有名的杂志文史哲,他是三位创办者之一。
邓先生看中了这位王先生,遂由北大人事部门出面三次去函商调,王仲荦本人很客气,只说:“山大已经成了我的第二故乡了”
不仅如此,山大的人事部门很有意思,他们并不打官腔,也没有委婉的拒绝,而是直接给北大历史系发函说,“我们山大想调你们北大历史系的邓广铭过来,不知可否?”
这样一来,事情就好玩了。
邓主任本来决意调王,不想反遭此一回幽默,此后调王仲荦的事绝口不再提起。
显然,这个年代山大的底气还是很足的,在人文社科方面跟北大相比较并没有逊色多少。
实际上,王仲荦的名头太大了。
而且,对方从1947年起任职于山东大学,还当过山大历史系主任,是山大“文史见长”学术特色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和历史学科的代表性学者。
就连苏亦这样的半吊子,前世都翻看过对方的魏晋南北朝史以及隋唐五代史。
相比较山大的高效率,山西的节奏好像比北京慢一点,因为邓广铭想调任的第三位王先生就是王永兴。
58年的时候,王永兴调入山西教师进修学院任职。北大历史系商调第三位王永兴的函件一去,山西教师进修学院表示同意。
可调人的手续办起来相当繁杂,按照常规要耗费很多时日。在办理后续事务的过程中,一来二去,问题就出现了。
办到山西教育厅一层,卡住了。
原因也很简单,山西师修学院不知道王永兴的厉害,教育厅的相关领导会不知道吗?就算不知道,等北大兴师动众去调人的时候,山西那边想不知道都难了。
所以,王永兴的分量,到这个时候,山西慢慢掂了出来,这样一来,山西就不放人了。
眼看到手的鸭子就要飞走,这下急坏了邓广铭。
不过最后,王永兴还是顺利被调任到北大历史系。
这其中的变故,主要还是历史系这边用了歪招。
苏亦就想知道这中间北大这边使出啥歪招?
不然,现在王永兴怎么会调入北大?
好在范长流也不隐瞒,他说,“主要是北大这边直接跳过省厅,跟省大领导对话了。这个主意好是咱们历史系的李培豪老师支招的。”
“李培豪?”苏亦有些陌生。
范长流说,“还没开课,如果要开课的话,李老师应该会接过宁可先生开中国通史吧。”
难怪。
“现在李老师在系办帮忙。他也是咱们北大历史系毕业的,59年,毕业以后就留校。他头脑灵活,人很活跃,办事也热心。这段时间,他给邓先生帮忙,出出入入,做了不少事。他在系里没有任何职务,全凭热心。他听到这事以后,才给邓先生支招的。”
“不过北大历史系这边想要找省里,也不容易的。因为根本就不知道找谁。最后,还是李老师从报纸上得知他们的大领导李立功。”
“李老师就说,请北大新任的领导周林写封信给李立功。”
因为周林也在贵州当过大领导,周、李二人应有同僚之谊,就是没有交集,也会彼此相知。商量了一会儿,又觉得,先报告周林,等周写信寄李,到达后者手里又是什么时候,更不可知,这个办法的流程太繁,恐怕来不及。后来说,干脆起草一封信给周林,请周签字发出就好。
“最后还是李老师提议,用周林的名义写封信,直接寄给李立功本人亲启,或许还来得及挽救。”
邓先生说:“好!这个主意好。周林跟我说过,让我放手干,凡对历史系有利的事,他全支持。我以后会报告周林,他不会不同意。”
从这点就看得出来,邓广铭先生任职北大历史系主任是有校领导在后面大力支持的。
甚至,邓广铭还对时任历史系书记郝斌说:“现在就写。你动笔,竖着写。”
当时郝斌写个抬头“立功同志”就打住了,因为根本就不知道咋写。毕竟,总得像熟人一样先问候几句做个铺垫吧,可说什么呢?周林和李立功,都当过省大领导,至于他们的其他关系,北大历史系这边根本就不知道,往下没词儿了。
“最后还是李老师灵便,他说就写十年,我们都有磨难一笔带过,跟着写,现在我出任北大,兹有一事相烦……然后,邓主任、郝支书还有李老师三个人凑写了一封信,当天发出,然后王永兴教授就真的被调动成功,是不是跟这封信有点关系则不得而知。”
最后说完,范长流望着苏亦,“这事,你可不能往外乱说,不然,我可不认。”
祸从口出患从口入,这点,苏亦是知道的。
范长流能够把这些辛秘告诉他,已是不已。
毕竟涉及到周李两位大领导,这个层面的事情,对于苏亦来说,太过遥远。
他也只能够感慨,这年头想要调一个大学教授,并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但整个故事听下来。
苏亦除了对王永兴这尊大佬越发好奇之外,故事之中的另外一个人李培豪也成功的引起他的好奇心。
这可是个人才啊。
能够在这个年代如此懂得变通,就算在学术方面毫无建树,在政务方面也是一把好手,以后,有这样的人物当领导,北大历史系肯定越来越好。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位先生后世在北大历史系并没有留下什么事迹。
前世,苏亦在北大蹭课的时候,并没有听说对方的名讳?
要不是英年早逝,就是遇到什么变故调离北大了,不然,这样一个人物在北大,不可能寂寂无名。
要知道故事里面的另外一个主人公郝斌,未来都成功担任北大副校长。
但不管如何,苏亦觉得未来都应该跟对方好好结交一番。
王永兴先生调来北大,对于北大历史学科建设是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的。
邓、王两位的合作,甚至再过两三年,北大历史系就顺势成立一个中国中古史中心。后来一直都是邓广铭先生担任中心主任。
也因为中古史中心的存在,考古专业从历史系独立出去的时候,历史系就算损失颇大,也因为有了中古史中心的存在,不至于伤筋动骨;也让北大历史系的分量没减,在全国高校的历史学系之中,仍是第一重镇。
不过这是后话了。
故事最终还是要回到王永兴的身上。
这位先生,苏亦去蹭课的时候,对他已经不算陌生了。
因为之前,跟周一良先生聊天的时候,就曾经提及过这位先生。
因为王永兴跟周一良两人都是陈寅恪先生的弟子。
而且,这位好像也蛮有八卦潜质的,他被拒绝读邓广铭先生研究生的事情,就是他告诉周一良先生的。
除此之外,他之前在新生见面会上的发言,多半也是这位先生说的,不然,周一良先生怎么会知道自己提出来的“蒙满回藏鲜之学”。
所以,苏亦特意去图书馆查一下对方的资料,还刻意跟马世昌以及北大八卦一姐许婉韵打听对方的情况。
再加上,前世一些记忆,苏亦也对这位先生的生平也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三十四年的就读清华,后来随着清华南迁,到西南联大,后来又到北大文研所史学部读研,当年,不过北大文研所在昆明的时候,是独立于西南联大的,跟西南联大并没有什么隶属关系。
王一边在文研所读研一边担任研究助教,助教的职位,直到46年10月份北大回迁他离开北大才结束。
他之所以离开北大,完全就是因为陈寅恪先生要会清华大学,点名要他当助手,因为,当时陈寅恪先生的眼疾已经很严重了。
正因如此,王永兴在清华一待就是好几年,不过52年院系大调整的时候,他并没有如同周一良一样被调任到北大,而是担任清华工农中学常务副校长。
后来,又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当编辑;1958年至1978年,在山西省师修学院任教,曾参加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的工作。
也只是因为如此,才能跟邓广铭认识。
所以三王被邓广铭如此欣赏是有原因的。
王永兴被调入北大历史系以后,一个学期,同时开设了两门课程。
这样的老师,可不多见。
毕竟,北大的名师虽然不多,但并非没人,就算在隋唐史方面,张光达先生也有不俗的功底。
隋唐史跟敦煌学,这两个课程,苏亦想都没有想到就选择敦煌学。
因为隋唐史部分,对于苏亦来说可学可不学。
而且之前蹭张光达中国通史课程的时候,对方讲授的就是隋唐史部分。
这个时候,张光达的研究方向依旧集中在隋唐史以及中亚史,他的隋唐史造诣不俗,对于苏亦这样一个半吊子来说,听他的课程足够了。
不需要特意跑去王永兴的课堂再次听隋唐史。
而北大之所以开设中国通史隋唐部分,又开设隋唐史,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中国通史、世界通史这两门都是中国史的专业基础课。
实际上,也不仅北大历史专业的学生要上,就连北大考古专业的学生也都要上。
至于隋唐史则属于专业必修课程。
王永兴是敦煌学的大牛,苏亦是知道的,前世是就没少听过他的名头。
他以前在云大读研的是一个师兄后来考入兰大读博,研究的方向就是敦煌学,他之前做考古公众号策划敦煌学推书的时候,就曾经跟这位师兄求助,对方就曾经给推荐王永兴的专著。
当时,他简单翻看一下,也了解过他的生平,不然,他之前怎么知道王永兴、周一良跟陈寅恪三人的轶事。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苏亦对于王永兴教授的课程就越发的期待了。
可以说,这是他第一次正儿八经的接触敦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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