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7章 稷下盛会(十六)
“辨”是什么呢?
“辨”是明辨是与非,属于歪门邪道的,就要坚决摒弃。
“辨”是分辨,要分辨合不合适、中不中用——合适的、中用的才吸收,不合适的、不中用的,即使有道理,我们儒学也不能吸收或采纳。
比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个自然存在的法则,儒家可以包容,但不能吸收进儒家的学说中。为什么呢?因为它与儒家“仁”这个核心是相悖的。所以,儒家承认“物竞”法则的存在,承认它是一种道,但是此非儒道,必须用“仁”道来统驭它,用“中、庸”的方法来使用它,使它成为良性的竞争,而不是恶性地破坏人性,更不能成为以强凌弱的借口,不能成为战争的驱动。
从这个方面来讲,名可秀绝不赞同因为人口压力发动战争。对交趾、对大理、对吐蕃的战争都不是因为人口。大宋一些路和一些州府确实人口稠密,人多地狭,但是广西还是地广人稀的,何况海外还有一个广阔的金洲,新发现的阳洲,那里有广袤的无主之地。
更重要的是,儒家在治国上强调内在能力,也就是强调自我解决问题,而不是发现危机转嫁到外邦,这不符合儒家“中和”的思想。
名可秀认为,如果因为人口压力,就发起占领外邦土地的战争,这的确是一个“捷径”。但是,这个捷径走多了,将会造成执政者贪图外在快便,一旦国家出现困难,就寻求向外发展,以外力驱动,最终只是转移或掩盖了内部的问题,而实际上没有解决。
这就好比武家只练外功,因为显效快啊,练内功就算练十几年也未必有成效。但是外功再厉害,就算练得体如金刚,没有内力,那也不是高手,还是外强中干。
名可秀认为,这种执政思想的危害很大,不仅会破坏儒家治世的“仁”道,而且国家解决内部问题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差。比如讲农学,因为国家向外扩张解决了土地紧张的问题,治政重心还会放在提高稻谷的亩产量上吗?至少不会那么紧迫的重视。而没有这种紧迫的重视,农学、农具和耕作技术的发展就会慢下来,长久来讲,外部带来的利益远远及不上内部的损失来得大。
所以名可秀强调内治,也就是内在的张力。国家的王道之心不能破坏,国家的内治能力也必须迎面一个个困难,才能磨砺出朝廷执政团体的坚韧和智慧。
但是,对于皇帝和政事堂来讲,必须要有人口压力这方面的认识,提前敲一敲警醒钟是有必要的。当然发动战争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卫希颜在朝下对皇帝讲的人口原因,普仁及圣却是真的,这是名可秀“致中和”的儒家思想。
那么卫希颜为什么要在廷辩上讲“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法则呢?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不仅可以让大宋的儒家君臣们深刻认识外族觊觎入侵中国的根源,清楚这些“蛮夷”的本质,让君臣产生持续前进的外在压力,同时也让“物竞”这个法则有个极好登台机会亮相。
名可秀认为,既然是自然万物的法则,儒家就必须清醒认识它,并且正视它,然后才能驾驭它。
正所谓,道理不辩不明。通过从朝堂非战之争延伸到朝外稷下学会的王霸论辩,这种思想碰撞,就使得真理如掩在泥沙下的真金般被洗去了砂砾,露出了纯粹的本色,使人心智清明的同时也铭记深刻。
对卫希颜来讲,朝内朝外对她的弹劾非议并不损她什么。她的兵家名声早就传扬在外,兵家嘛,不好战怎么行,军中怎么保持旺盛的血气?所以卫希颜对于表现出好战、扩张是很乐意的。军人不是执政者,只是执行者,表现得再好战,只要执政的政事堂保持着“中庸”就行了。卫希颜对名可秀这环环紧扣的谋划也很佩服,包括稷下论学的王霸之辩都是被她谋算在内的——最终的收效非常好。在王霸之辩后再论中庸之道,还有
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凰涅天下(GL)最新章节第457章稷下盛会(十六),网址:比这更合适的吗?卫希颜唯有两个字评论:中的。
名可秀此时讲“辨”,着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道来举例,就是讲儒学对包容的学术要有分辨地吸收,不符合儒家精神的“道”就不可吸纳为儒家思想。
学子们还在深思。
这回学者们率先鼓起掌来。
这样的宽而辨,他们认同!
名可秀讲中庸精神的第四句是:因时制宜。
《中庸》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
这是讲生在如今的时代,却要拼命想走回古代的道路,这就是“反古之道”。违背了潮流前进的道理,硬要逆流而行,怎么行呢?小则灾及其身,放大,就是灾及其国了。
《中庸》又道:“人道敏政,地道敏树。”
这是讲国家为政的好坏,人们会像对天气一样的敏感。而土质好不好,看看种下的树就知道了,如果树长得不好,就说明这个土质不好,或者不适合这棵树,要么肥土,要么移树。
这就是讲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道理。
《左传》里说郑国子产的治政:孔子赞其曰,宽猛相济,善哉。
这就是讲,如果国家施政太宽和,因为宽,百姓就会渐渐怠慢起来,于是朝廷就要以严厉的措施去纠正。但是,如果严厉的治政让百姓普遍受到了伤害,那就要施政放宽。
这就是讲国家的为政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出不同的变化调整。
论语里讲“权”,孔子道“可与立,未可与权”,这是说可以共道的人,未必能够通达权变——“权”即变的意思。
但名可秀没有用“权”,而是用了“因时制宜”,表示不仅要变,还必须是合适的、中用的变。
自靖康以后,南北两个朝廷都实施了变革。为什么呢?因为靖康之祸暴.露出了大宋的弊政,这些弊政才是致使国家差点灭亡的根源,女真入侵只是外因。所以必须要变,不变就不能强军,不变就不能强政,不变就不能使吏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
所以,祖宗的法度,适合时宜的,我们继续要用,不适合时宜的,就要变。
比如西周的井田制,在当时,是很合适的,但现在要回到井田制,让全国土地皆王田,那肯定要乱了,这就是不合时宜。
再讲封建制,西周分封诸侯是适合当时的措施,但现在不合时宜了。不,也不能说完全不合时宜,如今我们南北两国就相当于是诸侯,只不过诸侯之上的共主不是哪一个“王”,是华夏文明——这也是一种变,是“以人王为共主”的进化阶级。这就是进,与时俱进,这也是因时制宜的内涵。
所以,没有万古不变之法,只有最中心的“道”是不变的,只有“中、庸”这个道德的标准和方法是不变的。因是,我们要与时俱进地变,但不能乱变,也不能什么都变。用什么来衡量呢?就要用“中、庸”来衡量,看是不是符合“中、庸”的道理,是不是因时而制宜了,不是,那就错了。
全场沉思后,掌声。
名可秀讲中庸精神的第五句,讲了三个字:简、温、直。
《中庸》说:“君子之道,简而文,温而理。”
“简而文”是讲君子质简却有文采,文采引申为内涵,即外在简单却有无比内涵。
名可秀取了个“简”字。
简,简练。职能不要重叠,官员不要臃肿,重叠臃肿害政。行政要简,不要冗长拖沓,冗长拖沓妨民。政令不要繁琐,繁琐扰民。税赋不要重、复,重、复伤民。
在靖康之前,大宋一个突出的弊端就是“冗员”,衙署臃肿,职能重置,庞大的文官集团和吏员冗余,不仅拖累财政,而且人浮于事,行政效率十分低下。一个国
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凰涅天下(GL)最新章节第457章稷下盛会(十六),网址:家承平日久,就很容易出现这样的弊端。
所以名可秀强调一个“简”字。
“简”就是要简员,简政,简办事流程。
而政令繁琐,一是指不要朝令夕改,二是指对同一件事,不要今天一个令,明天又补充一项条款,后来又来一个附加……同样会让百姓繁琐,让底层的执行者和普通百姓们弄不明白朝廷的真正意思是什么,或者都要观望,等等看后面还有没有什么“补充”,又怎么谈执行呢?
“简”税赋是讲税不能过重,也不能重复或叠加。靖康之前叠加的杂税就很多,看似十五税一的农税很低,实际上变着方儿附加了不少杂税在上面,底层百姓的负担就重了。
所以,这第五句第一个字,看似简,实则是简而文,有着无比内涵。
名可秀讲第二个字:温。
什么是温呢?
在君子之道中,“温”是温柔,温和,也是讲处事要温和,不要粗暴,过于激烈。
名可秀取了“温”字,用在为政上,是指施政要温和,不要使用太过激烈的手段,不要过猛。比如王安石变法为什么失败,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太过激进了,不仅引起了被损害利益阶层的强烈反扑,也将中立派官员推向了对立。
当然,变法也不是不能猛,但要结合当时的背景,能不能猛?猛不猛得起来?猛之后的后果承不承受得住?这就是要讲“因时”了,“因时”用猛能“制宜”,那就要用猛。比如南北分立后,南北两朝在军队改革上都用了“猛”,但这是因为有靖康之祸在前,朝野上下支持军队变革,因为不变就要死,这就是“因时”。
但在国家承平时代,为政多数还是要用“温”,无论革弊还是新法,都不要想一步登天,一口吃个胖子是不成的,多半是在食管塞死你,所以饭要一口一口地吃,改革也要一步一步地来。
比如讲礼部改婚律,执行时就要“温”,不能一步到位,要求全国所有的州县都执行十八为婚,那就有很多贫困家庭承受不了,没钱将女儿养到十八才嫁呀,这就不是良法了,害民了。
又如大宋实施义务教育法,这也是良政,但在执行时也要讲“温”,分阶段、分地方地推行,不然很多州县的财政负担不起,就要想着法子把银钱分摊下去上,强制大户或上户捐钱,造成民怨,没准还成了地方官纳钱的一种手段,于是良政成了弊政。
作者有话要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某一直认为应该两面看待,一方面,在生活中和工作中都存在着这种竞争,应该是鞭策自己适应社会;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将它作为社会普遍的法则,那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就是普遍认同弱肉强食了,对于人性社会来讲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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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是明辨是与非,属于歪门邪道的,就要坚决摒弃。
“辨”是分辨,要分辨合不合适、中不中用——合适的、中用的才吸收,不合适的、不中用的,即使有道理,我们儒学也不能吸收或采纳。
比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个自然存在的法则,儒家可以包容,但不能吸收进儒家的学说中。为什么呢?因为它与儒家“仁”这个核心是相悖的。所以,儒家承认“物竞”法则的存在,承认它是一种道,但是此非儒道,必须用“仁”道来统驭它,用“中、庸”的方法来使用它,使它成为良性的竞争,而不是恶性地破坏人性,更不能成为以强凌弱的借口,不能成为战争的驱动。
从这个方面来讲,名可秀绝不赞同因为人口压力发动战争。对交趾、对大理、对吐蕃的战争都不是因为人口。大宋一些路和一些州府确实人口稠密,人多地狭,但是广西还是地广人稀的,何况海外还有一个广阔的金洲,新发现的阳洲,那里有广袤的无主之地。
更重要的是,儒家在治国上强调内在能力,也就是强调自我解决问题,而不是发现危机转嫁到外邦,这不符合儒家“中和”的思想。
名可秀认为,如果因为人口压力,就发起占领外邦土地的战争,这的确是一个“捷径”。但是,这个捷径走多了,将会造成执政者贪图外在快便,一旦国家出现困难,就寻求向外发展,以外力驱动,最终只是转移或掩盖了内部的问题,而实际上没有解决。
这就好比武家只练外功,因为显效快啊,练内功就算练十几年也未必有成效。但是外功再厉害,就算练得体如金刚,没有内力,那也不是高手,还是外强中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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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皇帝和政事堂来讲,必须要有人口压力这方面的认识,提前敲一敲警醒钟是有必要的。当然发动战争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卫希颜在朝下对皇帝讲的人口原因,普仁及圣却是真的,这是名可秀“致中和”的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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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可秀认为,既然是自然万物的法则,儒家就必须清醒认识它,并且正视它,然后才能驾驭它。
正所谓,道理不辩不明。通过从朝堂非战之争延伸到朝外稷下学会的王霸论辩,这种思想碰撞,就使得真理如掩在泥沙下的真金般被洗去了砂砾,露出了纯粹的本色,使人心智清明的同时也铭记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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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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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又道:“人道敏政,地道敏树。”
这是讲国家为政的好坏,人们会像对天气一样的敏感。而土质好不好,看看种下的树就知道了,如果树长得不好,就说明这个土质不好,或者不适合这棵树,要么肥土,要么移树。
这就是讲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道理。
《左传》里说郑国子产的治政:孔子赞其曰,宽猛相济,善哉。
这就是讲,如果国家施政太宽和,因为宽,百姓就会渐渐怠慢起来,于是朝廷就要以严厉的措施去纠正。但是,如果严厉的治政让百姓普遍受到了伤害,那就要施政放宽。
这就是讲国家的为政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出不同的变化调整。
论语里讲“权”,孔子道“可与立,未可与权”,这是说可以共道的人,未必能够通达权变——“权”即变的意思。
但名可秀没有用“权”,而是用了“因时制宜”,表示不仅要变,还必须是合适的、中用的变。
自靖康以后,南北两个朝廷都实施了变革。为什么呢?因为靖康之祸暴.露出了大宋的弊政,这些弊政才是致使国家差点灭亡的根源,女真入侵只是外因。所以必须要变,不变就不能强军,不变就不能强政,不变就不能使吏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
所以,祖宗的法度,适合时宜的,我们继续要用,不适合时宜的,就要变。
比如西周的井田制,在当时,是很合适的,但现在要回到井田制,让全国土地皆王田,那肯定要乱了,这就是不合时宜。
再讲封建制,西周分封诸侯是适合当时的措施,但现在不合时宜了。不,也不能说完全不合时宜,如今我们南北两国就相当于是诸侯,只不过诸侯之上的共主不是哪一个“王”,是华夏文明——这也是一种变,是“以人王为共主”的进化阶级。这就是进,与时俱进,这也是因时制宜的内涵。
所以,没有万古不变之法,只有最中心的“道”是不变的,只有“中、庸”这个道德的标准和方法是不变的。因是,我们要与时俱进地变,但不能乱变,也不能什么都变。用什么来衡量呢?就要用“中、庸”来衡量,看是不是符合“中、庸”的道理,是不是因时而制宜了,不是,那就错了。
全场沉思后,掌声。
名可秀讲中庸精神的第五句,讲了三个字:简、温、直。
《中庸》说:“君子之道,简而文,温而理。”
“简而文”是讲君子质简却有文采,文采引申为内涵,即外在简单却有无比内涵。
名可秀取了个“简”字。
简,简练。职能不要重叠,官员不要臃肿,重叠臃肿害政。行政要简,不要冗长拖沓,冗长拖沓妨民。政令不要繁琐,繁琐扰民。税赋不要重、复,重、复伤民。
在靖康之前,大宋一个突出的弊端就是“冗员”,衙署臃肿,职能重置,庞大的文官集团和吏员冗余,不仅拖累财政,而且人浮于事,行政效率十分低下。一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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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就是要简员,简政,简办事流程。
而政令繁琐,一是指不要朝令夕改,二是指对同一件事,不要今天一个令,明天又补充一项条款,后来又来一个附加……同样会让百姓繁琐,让底层的执行者和普通百姓们弄不明白朝廷的真正意思是什么,或者都要观望,等等看后面还有没有什么“补充”,又怎么谈执行呢?
“简”税赋是讲税不能过重,也不能重复或叠加。靖康之前叠加的杂税就很多,看似十五税一的农税很低,实际上变着方儿附加了不少杂税在上面,底层百姓的负担就重了。
所以,这第五句第一个字,看似简,实则是简而文,有着无比内涵。
名可秀讲第二个字:温。
什么是温呢?
在君子之道中,“温”是温柔,温和,也是讲处事要温和,不要粗暴,过于激烈。
名可秀取了“温”字,用在为政上,是指施政要温和,不要使用太过激烈的手段,不要过猛。比如王安石变法为什么失败,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太过激进了,不仅引起了被损害利益阶层的强烈反扑,也将中立派官员推向了对立。
当然,变法也不是不能猛,但要结合当时的背景,能不能猛?猛不猛得起来?猛之后的后果承不承受得住?这就是要讲“因时”了,“因时”用猛能“制宜”,那就要用猛。比如南北分立后,南北两朝在军队改革上都用了“猛”,但这是因为有靖康之祸在前,朝野上下支持军队变革,因为不变就要死,这就是“因时”。
但在国家承平时代,为政多数还是要用“温”,无论革弊还是新法,都不要想一步登天,一口吃个胖子是不成的,多半是在食管塞死你,所以饭要一口一口地吃,改革也要一步一步地来。
比如讲礼部改婚律,执行时就要“温”,不能一步到位,要求全国所有的州县都执行十八为婚,那就有很多贫困家庭承受不了,没钱将女儿养到十八才嫁呀,这就不是良法了,害民了。
又如大宋实施义务教育法,这也是良政,但在执行时也要讲“温”,分阶段、分地方地推行,不然很多州县的财政负担不起,就要想着法子把银钱分摊下去上,强制大户或上户捐钱,造成民怨,没准还成了地方官纳钱的一种手段,于是良政成了弊政。
作者有话要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某一直认为应该两面看待,一方面,在生活中和工作中都存在着这种竞争,应该是鞭策自己适应社会;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将它作为社会普遍的法则,那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就是普遍认同弱肉强食了,对于人性社会来讲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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