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8章 稷下盛会(八)
卫希颜很认同名可秀的看法,就算是社会主义,那也是精英政治,难道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么?哦,人民当家作主?——人人有票选举权就算当家作主么?
卫希颜认为,不可能出现人人当家作主,不管你是什么社会。人人都作主,就意味人人都作不了主,国家怎么管理?社会怎么进步?真当物质丰富得大家混吃等死就行了?
名可秀道,政治家应该理想远大,但执政必须切合实际。有为国为民的仁心,有施政的能力,有变革时弊的魄力,但是不着眼于实际的执政者,对于国家的危害很可能比没有仁心但识实务的执政者危害更大。
“故儒家提倡仁治,德化。”名可秀继续发言。
“儒家之仁德,是泽及天下之仁德,而天下,非为一家之天下,亦非士大夫之天下。天下如塔,普通百姓是塔基,其上是士,士之上是大夫卿,大夫卿之上是天子。塔基是天下的根,塔基倒了,天下不复存在。百年大树为何能长得高大,因为它的根向地下扎得深,它知道不忘本,才能汲取到成长的水分和养料。”
名可秀声音微微提高,“今天的士,可是百年前的士?可是千年前的士?大多数人,在很多年前,祖先都是民,黎庶之民。但一朝成了士,他们就忘了自己曾经是黎庶。范文正公(范仲淹)、王荆公、司马温公三位都是君子大儒,他们当政都讲仁。但三者之仁,各有不同。
“范文正公出身寒微,少时读书,一碗夜粥凝固后要分成四块,隔日早晚各吃两块,正因清贫的成长环境,体恤庶民苦,范公执政方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民胸怀——这个仁民可是只对士?”
在卫希颜的记忆中,范仲淹是以政治家和文学家闻名,但在大宋时代,他更为人敬仰的是在儒学上的地位,可以说是宋儒开宗第一人,在大宋儒家心中,其地位还在周敦颐、张载、邵雍、王安石、司马光、二程这些创立学派的儒宗之上。
所以,名可秀以范仲淹为例,是很有代表性的。
“范文正公节俭仁爱之德,天下皆知。儿孙衣着朴素,家无锦罗帷幔,高官之厚禄,尽数资助需要帮助之人,无论是士,还是庶。其言教儿女曰:‘吾常忧恨者,汝辈不知节俭,贪享富贵。’”
名可秀道:“因己身不慕富贵,不贪享受,故能利分天下,益及黎庶。”
范仲淹作为士大夫精英阶层中精英,但自己不贪图富贵享受,不兼并田产,不需要商利,所以执政时能将利益倾斜分给普通的百姓。
“范文正公之后,君子廉俭以养德者,首推司马温公。”名可秀道。
司马光的节俭也是天下有名的。他家的宅子位于陋巷,仅能遮风避雨,编着《资治通鉴》时,夏天酷暑难当,便在房子下面挖了一个地下室,十分寒碜,被人讥为“穴处者”。居家生活,食不常有肉,衣不有纯帛,多穿麻葛粗布。居官的俸禄和皇帝给的赏赐,一半作了衙门的办公开支,一半接济亲友,自家只留温饱之用。他一生不纳妾、不蓄妓,只有妻子张氏一人。张氏没有生育,这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时代,是件大事儿,张夫人急得要死,偷偷给他纳了妾,他送走了;岳家又将一位美貌丫环送他,他也送走了。于是他收养族人之子司马康为养子,以绝张氏给他纳妾生子的念头。后来,张氏去世,司马光因家无余财,只好把洛阳仅有的几亩薄田卖掉,才让妻子入土为安。
可以说,司马光的确是位道德君子。
人活着图利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让自己和家人过得更好。但像司马光这样的人,“惟俭以养德”,物欲享受于他们来说是败君子之德,哪有利益私心呢?
所以,名可秀在道德上高度评赞司马光。她说道:“范文正公之仁,在于体恤天下黎庶,故利分百姓,宽刑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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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可秀曾对卫希颜道,司马光反对变法与文彦博反对变法是有差异的。
文彦博家用之奢,可说大宋有名,文家在河南就是最大的兼并豪户,他维护精英阶层的就是维护自己的利益。司马光不图私利,但他认为精英阶层是国家的中坚,如果这个阶层不稳,大宋就不得太平。他认为王安石的改革太急功近利,必然会导致精英阶层的激烈反抗,造成大宋内部不稳,则外强必凌之。所以他强调精英阶层的利益不要过于触动,而是倡导精英阶层都节俭为用,不要图利,希望国家也节俭为用,不要图利,对百姓轻徭薄赋,减轻普通百姓的负担,于是天下就稳定了。司马光认为,天下稳定,就是对普通百姓最大的仁——乱世人命贱如狗。
所以,司马光在十七年后追索阿湖案,将之斩示众,不是报复王安石,而是向哲宗表态维护法律的坚决——“祖宗之法不可变”,以此打消哲宗想恢复王安石新法的意图。
再说王安石,那也是相当节俭的人。史载他身为宰相后饮食也相当差,有次请个姓萧的亲戚到他家吃饭,结果只有两张饼,一盘小碎肉,一锅菜汤,让人吃了一小块饼就吃不下,王安石觉得浪费,就把亲戚吃剩下的饼拿过来一点也不嫌弃地吃光了。卫希颜看到这里就笑,说王安石请客,估计没人愿意去了。名可秀笑说比司马光好,王安石请客好歹拿出两张饼,司马光请客估计就是一杯清水,约摸茶叶也是没有的。真正的“君子之交淡如水”。
卫希颜觉得头大,如范、王、司马三位,为政的出发点都是不错的——都是出于仁心。
故名可秀道,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都是以天下为公的真儒,他们的“仁”都没有错,都是尊奉“形而上为道”。
“然,有仁心者,以仁治天下者,未必能将天下治好。”名可秀道,“何以言哉?一曰不守中,一曰不执平。天下如塔,各层皆有利益,若执仁不守中,仁德过于偏向哪一层,都必宝塔倾斜。执平者,为平衡,公平。然公平非为均也……”
公平是利益平均吗?当然不是。
就好比一个普通的农夫和培育出杂交水稻的袁隆平,他们的贡献能一样吗?如果只给予同等的待遇,对“袁隆平”这些精英公平吗?——卫希颜认为,精英要对社会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同样的,也要享受更多的利益和资源,这才是公平。如果同样都只得一块肉馍,我干嘛去做精英啊。
“国之终及,在乎公平。”名可秀道。
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公平。而保证公平,就要有秩序,要有分配利益的规则;否则,天下可以不要上位者,没有皇帝,没有大臣,没有精英,全都是一样的百姓——除非是大同。
卫希颜私心认为,就算是真有大同,也是有精英和非精英两个阶层的,不可能都一样了。人的智慧能一样吗?人的贤愚能一样吗?有这些差别就存在精英和平庸的区分。
名可秀论道:“儒家治世之终及,是大同。然在大同之前,是不同。故,施仁者,须‘不同’,又不可‘过’。”
所以,为仁政者,必须承认“不同”,施政也要因之“不同”——利益要倾斜。
但是,这个“不同”不能太过于“不同”——利益过于倾斜,就又失去公平之意了。
名可秀低沉的声音吟道:“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这是《诗经》中有名的民谣,说的是贵族对庶民百姓的压榨。
她又吟道:“赤日炎炎似火烧,禾田垅亩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这是道
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凰涅天下(GL)最新章节第448章稷下盛会(八),网址:宗赵佶为政时期的民谣。
殿内气氛变得沉重。
名可秀声音清越,响于殿内众人耳边。
“儒家讲君子不言利,但整个君子阶层能不言利?精英阶层没有占据更大的饼?没有剥削庶民更多的利益?儒家学说讲人性,孟子说性善,荀子说性恶。若为善,何以有利益之私?若为恶,何以有仁德礼义?恰如天地有黑白,人性亦如此,没有纯善纯恶。是故,人性中有善亦有恶。因为有善,我们能仁德;因为有恶,我们有私欲。因为私欲的存在,故圣人曰,仁爱要有亲疏层次,先爱其亲,再泛爱众,再及天下。精英阶层对自己的阶层施以‘仁’,这是仁爱的层次,没有错。但在利益已足温饱,更甚有衣裘广宅华车美妾之奢逸,精英阶层让出些利益给庶民有多难?仁爱及庶民有多难?宽刑及庶民又有多难?”
一连三个“有多难”问及人心。
学子们激烈鼓掌。
待掌声渐止,她又问:“国家何以有礼法?”
“为了人性。”她道。
“无论礼还是法,都是为了‘仁’。”她最终结语。
对阿湖案怎么判,要看国家的仁到了什么地步。
卫希颜目光中流露出赞叹。
她没有想到,妻子会这么辩议。
但无疑是聪明的!
直接绕过了维“礼”还是维“法”的争论,将高度上升到儒家的核心:仁。
国家的“仁”是到了什么程度呢?
是还在亲亲——仁爱自己的亲人?
还是到了亲群——仁及自己的利益群体?
还是到了泛民——仁及其他利益群体,下及庶民?
还是到了泛众——仁及其他国家的民众?
台上的稷下学者们都静默了。
台下有官员身份的学者们也沉默了。
很多人都在沉眉思考。
片刻,台下响起掌声,继而热烈,经久不停——学子们是激动的,他们还没有为一家之主,还没有为政之派,还没有牵扯进太多的利益,他们有更多的热血,有更多的仁善之心和让国家更好的抱负,他们希望仁德能够普惠天下。
谢汲闭了下眼,心中叹了口气,给名可秀设的这个陷阱等于白设了。从治国来讲,谢汲对名可秀的观点是持赞成态度的——他在大周政事堂为宰相时就提出了“民生”二字,民不生,则国无生。但是,从两个国家的利益对立来讲,他心底是沉重的——道统威胁啊。
赵昚扬了下眉,道:“仁心所向。”
仁,人心向也。掌声的热烈表达了人心所向。
对于“平”,皇帝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平,平衡,公平也。
卫希颜说道:“要施仁,最好的办法是将饼做大,同样是三七分或四六分,精英阶层有了更大的饼,普通百姓也有了更大的饼。”
赵昚想了想,拊掌,“不错。故要利器。饼大,则两利也……还可三利。”
形而下为器,要利器,国家的经济、科技强了,士民两阶层都能得到更大的利。
又如蛮夷之民,原苛政下只得一分两分利,大宋推翻苛政暴.政者,施仁政和农商之利后,可使其民得三分四分或五分利,同时大宋的饼也做大了,此谓之三利也。
皇帝目光曜曜,只觉对内对外的施政方向更加清明了。
卫希颜对皇帝的发散思维表示很满意,又说道:“为官者脱离民众,对民众疾苦不闻不问,贪污*,吃喝玩乐者有之;搞关系,找门子,升官发财者有之;违法违纪,公款赌博,大肆敛财者有之;不惜出卖国家利益,授受贿赂者有之;贪图享乐,生活糜烂者有之……让庶民百姓深恶痛绝,国家的前途,也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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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深思道:“故,当宽刑于民,而严正法纪于上。”
就如阿湖这案子,皇帝真心觉得不应判死罪——那刘大郎只是轻伤,却要判齐湖死罪,这公平吗?
皇帝也不认为不判死罪就是违了“夫为上”的礼,动摇了“夫”的地位——为夫若仁,为妻怎会不仁?为夫若不仁,为妻为何还要仁?就如君臣之纲,君若对臣不仁,臣为何对君要忠?当然这个臣得是良臣,若是蔡京那样的奸臣贪臣,皇帝是杀之为快的。所以赵昚能容忍谏臣用笏板指着他骂,能容忍卫希颜对他的调侃——因为他们是良臣。
皇帝觉得,恰恰是士大夫阶层的触刑为犯,为官贪腐,害仁为最大。故吏治*,他是最为忧恨的——他觉得这才是危害皇权和士大夫统治庶民的毒瘤。
一个小娘子的死活,能危害到大宋吗?
皇帝心里嗤之。
名可秀今日以刑论仁,皇帝觉得这是她对前日论讲王道的进一步阐述。
皇帝深心赞叹,看了卫希颜一眼,笑道:“国师家有贤妻呀。”
赵昚真心觉得卫希颜这个没“道德”的,有个持道为正的妻子,是天下之福。
卫希颜认真道:“陛下难道不觉得我也是贤妻?”
皇帝:“……”
作者有话要说:国师阁下,你被皇帝陛下鄙视了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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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可秀道,政治家应该理想远大,但执政必须切合实际。有为国为民的仁心,有施政的能力,有变革时弊的魄力,但是不着眼于实际的执政者,对于国家的危害很可能比没有仁心但识实务的执政者危害更大。
“故儒家提倡仁治,德化。”名可秀继续发言。
“儒家之仁德,是泽及天下之仁德,而天下,非为一家之天下,亦非士大夫之天下。天下如塔,普通百姓是塔基,其上是士,士之上是大夫卿,大夫卿之上是天子。塔基是天下的根,塔基倒了,天下不复存在。百年大树为何能长得高大,因为它的根向地下扎得深,它知道不忘本,才能汲取到成长的水分和养料。”
名可秀声音微微提高,“今天的士,可是百年前的士?可是千年前的士?大多数人,在很多年前,祖先都是民,黎庶之民。但一朝成了士,他们就忘了自己曾经是黎庶。范文正公(范仲淹)、王荆公、司马温公三位都是君子大儒,他们当政都讲仁。但三者之仁,各有不同。
“范文正公出身寒微,少时读书,一碗夜粥凝固后要分成四块,隔日早晚各吃两块,正因清贫的成长环境,体恤庶民苦,范公执政方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民胸怀——这个仁民可是只对士?”
在卫希颜的记忆中,范仲淹是以政治家和文学家闻名,但在大宋时代,他更为人敬仰的是在儒学上的地位,可以说是宋儒开宗第一人,在大宋儒家心中,其地位还在周敦颐、张载、邵雍、王安石、司马光、二程这些创立学派的儒宗之上。
所以,名可秀以范仲淹为例,是很有代表性的。
“范文正公节俭仁爱之德,天下皆知。儿孙衣着朴素,家无锦罗帷幔,高官之厚禄,尽数资助需要帮助之人,无论是士,还是庶。其言教儿女曰:‘吾常忧恨者,汝辈不知节俭,贪享富贵。’”
名可秀道:“因己身不慕富贵,不贪享受,故能利分天下,益及黎庶。”
范仲淹作为士大夫精英阶层中精英,但自己不贪图富贵享受,不兼并田产,不需要商利,所以执政时能将利益倾斜分给普通的百姓。
“范文正公之后,君子廉俭以养德者,首推司马温公。”名可秀道。
司马光的节俭也是天下有名的。他家的宅子位于陋巷,仅能遮风避雨,编着《资治通鉴》时,夏天酷暑难当,便在房子下面挖了一个地下室,十分寒碜,被人讥为“穴处者”。居家生活,食不常有肉,衣不有纯帛,多穿麻葛粗布。居官的俸禄和皇帝给的赏赐,一半作了衙门的办公开支,一半接济亲友,自家只留温饱之用。他一生不纳妾、不蓄妓,只有妻子张氏一人。张氏没有生育,这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时代,是件大事儿,张夫人急得要死,偷偷给他纳了妾,他送走了;岳家又将一位美貌丫环送他,他也送走了。于是他收养族人之子司马康为养子,以绝张氏给他纳妾生子的念头。后来,张氏去世,司马光因家无余财,只好把洛阳仅有的几亩薄田卖掉,才让妻子入土为安。
可以说,司马光的确是位道德君子。
人活着图利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让自己和家人过得更好。但像司马光这样的人,“惟俭以养德”,物欲享受于他们来说是败君子之德,哪有利益私心呢?
所以,名可秀在道德上高度评赞司马光。她说道:“范文正公之仁,在于体恤天下黎庶,故利分百姓,宽刑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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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可秀曾对卫希颜道,司马光反对变法与文彦博反对变法是有差异的。
文彦博家用之奢,可说大宋有名,文家在河南就是最大的兼并豪户,他维护精英阶层的就是维护自己的利益。司马光不图私利,但他认为精英阶层是国家的中坚,如果这个阶层不稳,大宋就不得太平。他认为王安石的改革太急功近利,必然会导致精英阶层的激烈反抗,造成大宋内部不稳,则外强必凌之。所以他强调精英阶层的利益不要过于触动,而是倡导精英阶层都节俭为用,不要图利,希望国家也节俭为用,不要图利,对百姓轻徭薄赋,减轻普通百姓的负担,于是天下就稳定了。司马光认为,天下稳定,就是对普通百姓最大的仁——乱世人命贱如狗。
所以,司马光在十七年后追索阿湖案,将之斩示众,不是报复王安石,而是向哲宗表态维护法律的坚决——“祖宗之法不可变”,以此打消哲宗想恢复王安石新法的意图。
再说王安石,那也是相当节俭的人。史载他身为宰相后饮食也相当差,有次请个姓萧的亲戚到他家吃饭,结果只有两张饼,一盘小碎肉,一锅菜汤,让人吃了一小块饼就吃不下,王安石觉得浪费,就把亲戚吃剩下的饼拿过来一点也不嫌弃地吃光了。卫希颜看到这里就笑,说王安石请客,估计没人愿意去了。名可秀笑说比司马光好,王安石请客好歹拿出两张饼,司马光请客估计就是一杯清水,约摸茶叶也是没有的。真正的“君子之交淡如水”。
卫希颜觉得头大,如范、王、司马三位,为政的出发点都是不错的——都是出于仁心。
故名可秀道,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都是以天下为公的真儒,他们的“仁”都没有错,都是尊奉“形而上为道”。
“然,有仁心者,以仁治天下者,未必能将天下治好。”名可秀道,“何以言哉?一曰不守中,一曰不执平。天下如塔,各层皆有利益,若执仁不守中,仁德过于偏向哪一层,都必宝塔倾斜。执平者,为平衡,公平。然公平非为均也……”
公平是利益平均吗?当然不是。
就好比一个普通的农夫和培育出杂交水稻的袁隆平,他们的贡献能一样吗?如果只给予同等的待遇,对“袁隆平”这些精英公平吗?——卫希颜认为,精英要对社会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同样的,也要享受更多的利益和资源,这才是公平。如果同样都只得一块肉馍,我干嘛去做精英啊。
“国之终及,在乎公平。”名可秀道。
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公平。而保证公平,就要有秩序,要有分配利益的规则;否则,天下可以不要上位者,没有皇帝,没有大臣,没有精英,全都是一样的百姓——除非是大同。
卫希颜私心认为,就算是真有大同,也是有精英和非精英两个阶层的,不可能都一样了。人的智慧能一样吗?人的贤愚能一样吗?有这些差别就存在精英和平庸的区分。
名可秀论道:“儒家治世之终及,是大同。然在大同之前,是不同。故,施仁者,须‘不同’,又不可‘过’。”
所以,为仁政者,必须承认“不同”,施政也要因之“不同”——利益要倾斜。
但是,这个“不同”不能太过于“不同”——利益过于倾斜,就又失去公平之意了。
名可秀低沉的声音吟道:“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这是《诗经》中有名的民谣,说的是贵族对庶民百姓的压榨。
她又吟道:“赤日炎炎似火烧,禾田垅亩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这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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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内气氛变得沉重。
名可秀声音清越,响于殿内众人耳边。
“儒家讲君子不言利,但整个君子阶层能不言利?精英阶层没有占据更大的饼?没有剥削庶民更多的利益?儒家学说讲人性,孟子说性善,荀子说性恶。若为善,何以有利益之私?若为恶,何以有仁德礼义?恰如天地有黑白,人性亦如此,没有纯善纯恶。是故,人性中有善亦有恶。因为有善,我们能仁德;因为有恶,我们有私欲。因为私欲的存在,故圣人曰,仁爱要有亲疏层次,先爱其亲,再泛爱众,再及天下。精英阶层对自己的阶层施以‘仁’,这是仁爱的层次,没有错。但在利益已足温饱,更甚有衣裘广宅华车美妾之奢逸,精英阶层让出些利益给庶民有多难?仁爱及庶民有多难?宽刑及庶民又有多难?”
一连三个“有多难”问及人心。
学子们激烈鼓掌。
待掌声渐止,她又问:“国家何以有礼法?”
“为了人性。”她道。
“无论礼还是法,都是为了‘仁’。”她最终结语。
对阿湖案怎么判,要看国家的仁到了什么地步。
卫希颜目光中流露出赞叹。
她没有想到,妻子会这么辩议。
但无疑是聪明的!
直接绕过了维“礼”还是维“法”的争论,将高度上升到儒家的核心:仁。
国家的“仁”是到了什么程度呢?
是还在亲亲——仁爱自己的亲人?
还是到了亲群——仁及自己的利益群体?
还是到了泛民——仁及其他利益群体,下及庶民?
还是到了泛众——仁及其他国家的民众?
台上的稷下学者们都静默了。
台下有官员身份的学者们也沉默了。
很多人都在沉眉思考。
片刻,台下响起掌声,继而热烈,经久不停——学子们是激动的,他们还没有为一家之主,还没有为政之派,还没有牵扯进太多的利益,他们有更多的热血,有更多的仁善之心和让国家更好的抱负,他们希望仁德能够普惠天下。
谢汲闭了下眼,心中叹了口气,给名可秀设的这个陷阱等于白设了。从治国来讲,谢汲对名可秀的观点是持赞成态度的——他在大周政事堂为宰相时就提出了“民生”二字,民不生,则国无生。但是,从两个国家的利益对立来讲,他心底是沉重的——道统威胁啊。
赵昚扬了下眉,道:“仁心所向。”
仁,人心向也。掌声的热烈表达了人心所向。
对于“平”,皇帝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平,平衡,公平也。
卫希颜说道:“要施仁,最好的办法是将饼做大,同样是三七分或四六分,精英阶层有了更大的饼,普通百姓也有了更大的饼。”
赵昚想了想,拊掌,“不错。故要利器。饼大,则两利也……还可三利。”
形而下为器,要利器,国家的经济、科技强了,士民两阶层都能得到更大的利。
又如蛮夷之民,原苛政下只得一分两分利,大宋推翻苛政暴.政者,施仁政和农商之利后,可使其民得三分四分或五分利,同时大宋的饼也做大了,此谓之三利也。
皇帝目光曜曜,只觉对内对外的施政方向更加清明了。
卫希颜对皇帝的发散思维表示很满意,又说道:“为官者脱离民众,对民众疾苦不闻不问,贪污*,吃喝玩乐者有之;搞关系,找门子,升官发财者有之;违法违纪,公款赌博,大肆敛财者有之;不惜出卖国家利益,授受贿赂者有之;贪图享乐,生活糜烂者有之……让庶民百姓深恶痛绝,国家的前途,也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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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阿湖这案子,皇帝真心觉得不应判死罪——那刘大郎只是轻伤,却要判齐湖死罪,这公平吗?
皇帝也不认为不判死罪就是违了“夫为上”的礼,动摇了“夫”的地位——为夫若仁,为妻怎会不仁?为夫若不仁,为妻为何还要仁?就如君臣之纲,君若对臣不仁,臣为何对君要忠?当然这个臣得是良臣,若是蔡京那样的奸臣贪臣,皇帝是杀之为快的。所以赵昚能容忍谏臣用笏板指着他骂,能容忍卫希颜对他的调侃——因为他们是良臣。
皇帝觉得,恰恰是士大夫阶层的触刑为犯,为官贪腐,害仁为最大。故吏治*,他是最为忧恨的——他觉得这才是危害皇权和士大夫统治庶民的毒瘤。
一个小娘子的死活,能危害到大宋吗?
皇帝心里嗤之。
名可秀今日以刑论仁,皇帝觉得这是她对前日论讲王道的进一步阐述。
皇帝深心赞叹,看了卫希颜一眼,笑道:“国师家有贤妻呀。”
赵昚真心觉得卫希颜这个没“道德”的,有个持道为正的妻子,是天下之福。
卫希颜认真道:“陛下难道不觉得我也是贤妻?”
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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