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9风向所倾
宋代的城市化和临安的郊区化(人口)
引言
无论是学者还是大众,似乎都有一种模糊但却坚定的信念,认为中国城市化的过程虽然缓慢,但却是不断上升的直线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学者们常常忽略明清之前的事实,而对明清时期市镇的数目与规模的快速增加大书特书,他们坚信这是中国城市化的第一次大进展,而其因由在于这一时期的人口、商业和手工业都有快速的增长。
好像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好像这是一个国家城市化自然而正常的过程。
市镇即r,是作为交易场所的乡村集市,一般被视为城市化的过渡阶段,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会演变为大中型城市。于是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明清的农民不进城去?手工业为何只停留在市镇层次?中国的城市化果真就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平缓直线吗?大家不要以为这些是可笑的问题,它们都需要严肃的思考,寻求严肃的答案。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化过程并非是一个正常的过程,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特例。
独特性不仅在于明清市镇的繁荣和大城市的相对衰落,还在于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中国历史的前半段的情形,确切地说,宋朝及其之前的情形。
贯穿于各个朝代的城市化分别是什么情形?历史时期中国的城市到底是什么样子?
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中所载的文章,就通过从历史中发掘材料,对这些问题给出了颠覆传统的解答。他经过仔细测算史书记载的各个朝代的总人口和城市人口,估算出了各个朝代的城市化率:
战国(300b):
西汉(2):
唐(745):
南宋(1200):
清(1820):
清(1893):
现代(1949):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从战国时代起就已经进入一个相当高的城市化状态,并且在其之后的1500年里不断提高,到南宋时期达到了中国历史时期的城市化最高水平22.0%,这大约相当于1980年的中国城市化水平;从南宋以后,中国城市化进程陷于停滞,城市化率迅速下降,到19世纪中叶达到最低点6%左右;在19世纪中叶之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开通和近代工业的兴起,城市化进程开始复苏,城市化率也逐渐恢复,直到1949年的10.6%乃至2009年的46.6%。
这个结果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料,我们几乎都理所当然地将中国的城市化当作一个线性过程。很明显,事实上这是一个倒型曲线,而它的背后所隐藏的东西远比我们能够想到的还要多。
本文的目的就是跟随赵冈先生,细细分析从先秦到清末的中国城市的变迁轨迹。
1、城市的定义
韦伯曾经根据西欧中世纪城市的特色,而判定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城市。可是反过来看,我们也完全可以根据中国古代城市的特色判定西欧中世纪没有城市。
争论的症结在于定义过于狭窄。
什么是城市?这个问题如果不首先解决,那么对城市化的任何研究都将是无源之水。
在赵冈先生的研究中所采纳的城市定义是:凡常住人口在2000人以上,而其中非农业人口占50%以上者列为城市。这个标准的来源是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普查。之所以允许城市中存在不超过50%的农业人口,是因为城市离不开农业与粮食,在古代中国尤甚。
给出了定义之后,还需要根据城市的性质做一个二分法。中国的城市很早以前就已经分化为明显的两大类,一类是行政区划的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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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战国的城市
从前面的数据已经可以看出,战国时的城市化率就已经高达15.9%,这是如何出现的呢?为了进行解释,我们需要从西周讲起。
西周时期的国鄙之分非常严厉,之所以有这个划分,是因为西周的建国是以小邦征服大邦,因而不可能采取高压统治的措施,只好施行怀柔政策。
具体做法就是将周的部众分成若干股,加上殷朝移民中臣服后表现忠诚可信的氏族,分派到各地,建立军事据点,进行武装殖民。
各武装殖民单位到达指定的辖区后,便选择一个条件优良的聚居点,全单位人员聚集在一起,并筑城郭、挖壕沟,营造防御工事,形成城市。城中居民称为:国人,城郭外散居的是原住民及其他被征服之人民,称为野人或鄙人。
武装殖民集团中依然有一部分人务农以提供粮食,从而使得城市居民并不完全脱离农业,城中居住的有部分是农民;第二,国鄙之分及“野人”的自由属性也为战国时期的高城市化率埋下了伏笔。
到了战国时期,国鄙之分已然趋于消失。城乡居民可以自由交流,人民可以自由择业,国野开始争民。
《孟子﹒万章篇》对此有记载: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这样,城乡从严格对立转变为融合一体。虽然如此,周朝城郡作为行政中枢的政治性并未消失,在以后的两千多年,这些城郡始终是省级或地方级行政官署的所在地及治所。
赵冈先生根据各种史料进行归纳,得到战国时期的城市和数量如下:(1)大型城市15座:面积达到6平方公里以上。总面积204.3平方公里,平均人口密度为12000人/平方公里,故总人口为232万人;(2)中型城市20座:面积在2到6平方公里之间,平均面积3.2平方公里,平均人口密度12000人,总人口为77万人;(3)小型城市400座:面积在2平方公里以下,人口达到2000人以上的城市。每城平均5000人,则总人口估计为200万人。从而可知此时城市人口达509万人。
而根据赵文林先生在《中国人口史》一书中推测的结论,战国时期中国总人口在3200万人左右,从而计算可得此时的城市化率为15.9%。
3、为什么这么早、这么高?
公元前300年,高达15.9%的城市化率,这是在其它任何国家都没有出现过的景象。为什么会这样?
一般而论,城市化水平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的推动:(1)政治因素;(2)军事因素;(3)交通因素;(4)商业因素。所有的城市在起源时都是以一种因素为主导,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产生次级行业,从而促进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这是一般的城市化理论都会提及的内容,本文就不再做更多讨论。
但是城市化的发展同时还存在着制约因素,这是中国的城市研究者们常常忽略的内容。制约因素具体包括两点。
(1)农业生产力:在无法大量进口粮食的时代,城市中非农业人口要靠农业部门的余粮率来供养,余粮率决定了全国能有多大比例的非农业人口,也决定了城市规模能扩展到多大,而在一个运输成本不致高得离谱的余粮供应圈取得粮食。
(2)城乡人口流动的自由度:如果农村人口受到制度性的限制,无法随意迁居城市,则即令有强大的城市化推动力,城市也无法快速成长。在战国时代,中国的高城市化率主要得益两方面因素,一是政治、军事、商业和交通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城市的发展与扩张,二是农业生产力高、城乡人口流动具有高度自由度,因
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凰涅天下(GL)最新章节409风向所倾,网址:而几乎没有制约城市化发展的因素。
这两方面因素之叠加便形成了15.9%这一结果。
在战国之后直至南宋的1500年时间里,历朝基本上都同时拥有这两个方面的促进因素,正是因为这个根本原因,南宋才可能达到22%的城市化水平,而成为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翘楚时期。
与之相反,中国在12世纪以后的城市化进程走向停滞。这并非因为前一方面推动因素的缺失,而是因为后一方面制约因素开始逐渐起到制约作用。
4、最后的辉煌:临安的郊区化
在继承了战国以来促进城市化进程的诸多原因的基础上,宋代朝廷采取了进一步的开明举措,在县治以下允许设市,于是出现了许多小型的商业市镇,曾经的不定期集市也转化为了常设的市。同时,由于宋朝的军权向中央集中,驻军的“镇”逐渐转变为地方上的商业市镇。这些因素促成了有宋一代城市化水平的大发展。
随着靖康之变之后宋室南迁,大批北方居民随之迁往江南,这其中有相当的比例定居在;行在临安附近。这样临安城的城市化就成为我们研究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了。
首要的一个问题是,临安到底有多少人?
这里直接引用赵冈先生分析后得出的主要结论:南宋大临安的高峰人口是250万,城内占地45平方公里,有100万居民,城外郊区占地180平方公里,有150万居民,折合成户数,城厢合计约有45万户,占南宋嘉定十六年总户数1267万户的3.55%。
南宋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为:(1)首都临安:3.55%(2)市镇(500户以上者,约合2500人以上):2.76%(3)其他大、中、小城市:15.74%。:
12世纪的临安占据全国总人口的3.55%,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
2009年北京的常住人口大约为1950万,假设全国人口为13.6亿,则北京市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也只不过为1.43%而已。
由于临安城人口太多,甚至西湖“湖上屋宇连接,不减城中”,受着城市发展规律的规制,向郊区扩展就成为临安城发展的不二选择。
很多记载都说,临安郊区的人口很快就超过了城中的人口。临安地势是南北狭长,东西两侧为水所限,西边有西湖,东边是钱塘江。所以南北郊区就成为城市扩张的方向。
关于此点,有若干旁证,1169年编的《乾道临安志》中记载府治境内共有75座桥梁。1252年编的《淳佑临安志》记载:桥梁总数增至208座,其中103座在城内,105座在南北厢。到了《咸淳临安志》时,全部桥梁总数已达347座,其中117座在城内,223座在南北厢。可见大多数的新筑桥梁都在城外南北厢,是为新建的居民区所筑。
临安发展的高峰期,郊区的面积远远超过城中区的面积,而且居民数目也高于城中人数。到公元1220年前后,临安的迅速膨胀期差不多已将结束,总人口已接近最高峰。《都城纪胜》说临安“户口蕃息近百万余家,城之南西北三处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日经行不尽”。
南宋是中国城市化历史的最高峰,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南宋以后,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境内再也没有出现过200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城市人口比重再也没有达到过22%。
南宋以后中国城市的变迁有两个特征:第一,大城市停止扩张,可以说是达到传统城市的发展极限;第二,城市人口虽然没有向农村回流,但却有向农村靠拢的趋势,也即靠近农村的商业市镇有很大发展,这一点在江南表现最为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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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有话要说:这是资料章,请在正文更新后,再回看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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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无论是学者还是大众,似乎都有一种模糊但却坚定的信念,认为中国城市化的过程虽然缓慢,但却是不断上升的直线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学者们常常忽略明清之前的事实,而对明清时期市镇的数目与规模的快速增加大书特书,他们坚信这是中国城市化的第一次大进展,而其因由在于这一时期的人口、商业和手工业都有快速的增长。
好像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好像这是一个国家城市化自然而正常的过程。
市镇即r,是作为交易场所的乡村集市,一般被视为城市化的过渡阶段,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会演变为大中型城市。于是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明清的农民不进城去?手工业为何只停留在市镇层次?中国的城市化果真就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平缓直线吗?大家不要以为这些是可笑的问题,它们都需要严肃的思考,寻求严肃的答案。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化过程并非是一个正常的过程,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特例。
独特性不仅在于明清市镇的繁荣和大城市的相对衰落,还在于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中国历史的前半段的情形,确切地说,宋朝及其之前的情形。
贯穿于各个朝代的城市化分别是什么情形?历史时期中国的城市到底是什么样子?
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中所载的文章,就通过从历史中发掘材料,对这些问题给出了颠覆传统的解答。他经过仔细测算史书记载的各个朝代的总人口和城市人口,估算出了各个朝代的城市化率:
战国(300b):
西汉(2):
唐(745):
南宋(1200):
清(1820):
清(1893):
现代(1949):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从战国时代起就已经进入一个相当高的城市化状态,并且在其之后的1500年里不断提高,到南宋时期达到了中国历史时期的城市化最高水平22.0%,这大约相当于1980年的中国城市化水平;从南宋以后,中国城市化进程陷于停滞,城市化率迅速下降,到19世纪中叶达到最低点6%左右;在19世纪中叶之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开通和近代工业的兴起,城市化进程开始复苏,城市化率也逐渐恢复,直到1949年的10.6%乃至2009年的46.6%。
这个结果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料,我们几乎都理所当然地将中国的城市化当作一个线性过程。很明显,事实上这是一个倒型曲线,而它的背后所隐藏的东西远比我们能够想到的还要多。
本文的目的就是跟随赵冈先生,细细分析从先秦到清末的中国城市的变迁轨迹。
1、城市的定义
韦伯曾经根据西欧中世纪城市的特色,而判定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城市。可是反过来看,我们也完全可以根据中国古代城市的特色判定西欧中世纪没有城市。
争论的症结在于定义过于狭窄。
什么是城市?这个问题如果不首先解决,那么对城市化的任何研究都将是无源之水。
在赵冈先生的研究中所采纳的城市定义是:凡常住人口在2000人以上,而其中非农业人口占50%以上者列为城市。这个标准的来源是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普查。之所以允许城市中存在不超过50%的农业人口,是因为城市离不开农业与粮食,在古代中国尤甚。
给出了定义之后,还需要根据城市的性质做一个二分法。中国的城市很早以前就已经分化为明显的两大类,一类是行政区划的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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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战国的城市
从前面的数据已经可以看出,战国时的城市化率就已经高达15.9%,这是如何出现的呢?为了进行解释,我们需要从西周讲起。
西周时期的国鄙之分非常严厉,之所以有这个划分,是因为西周的建国是以小邦征服大邦,因而不可能采取高压统治的措施,只好施行怀柔政策。
具体做法就是将周的部众分成若干股,加上殷朝移民中臣服后表现忠诚可信的氏族,分派到各地,建立军事据点,进行武装殖民。
各武装殖民单位到达指定的辖区后,便选择一个条件优良的聚居点,全单位人员聚集在一起,并筑城郭、挖壕沟,营造防御工事,形成城市。城中居民称为:国人,城郭外散居的是原住民及其他被征服之人民,称为野人或鄙人。
武装殖民集团中依然有一部分人务农以提供粮食,从而使得城市居民并不完全脱离农业,城中居住的有部分是农民;第二,国鄙之分及“野人”的自由属性也为战国时期的高城市化率埋下了伏笔。
到了战国时期,国鄙之分已然趋于消失。城乡居民可以自由交流,人民可以自由择业,国野开始争民。
《孟子﹒万章篇》对此有记载: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这样,城乡从严格对立转变为融合一体。虽然如此,周朝城郡作为行政中枢的政治性并未消失,在以后的两千多年,这些城郡始终是省级或地方级行政官署的所在地及治所。
赵冈先生根据各种史料进行归纳,得到战国时期的城市和数量如下:(1)大型城市15座:面积达到6平方公里以上。总面积204.3平方公里,平均人口密度为12000人/平方公里,故总人口为232万人;(2)中型城市20座:面积在2到6平方公里之间,平均面积3.2平方公里,平均人口密度12000人,总人口为77万人;(3)小型城市400座:面积在2平方公里以下,人口达到2000人以上的城市。每城平均5000人,则总人口估计为200万人。从而可知此时城市人口达509万人。
而根据赵文林先生在《中国人口史》一书中推测的结论,战国时期中国总人口在3200万人左右,从而计算可得此时的城市化率为15.9%。
3、为什么这么早、这么高?
公元前300年,高达15.9%的城市化率,这是在其它任何国家都没有出现过的景象。为什么会这样?
一般而论,城市化水平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的推动:(1)政治因素;(2)军事因素;(3)交通因素;(4)商业因素。所有的城市在起源时都是以一种因素为主导,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产生次级行业,从而促进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这是一般的城市化理论都会提及的内容,本文就不再做更多讨论。
但是城市化的发展同时还存在着制约因素,这是中国的城市研究者们常常忽略的内容。制约因素具体包括两点。
(1)农业生产力:在无法大量进口粮食的时代,城市中非农业人口要靠农业部门的余粮率来供养,余粮率决定了全国能有多大比例的非农业人口,也决定了城市规模能扩展到多大,而在一个运输成本不致高得离谱的余粮供应圈取得粮食。
(2)城乡人口流动的自由度:如果农村人口受到制度性的限制,无法随意迁居城市,则即令有强大的城市化推动力,城市也无法快速成长。在战国时代,中国的高城市化率主要得益两方面因素,一是政治、军事、商业和交通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城市的发展与扩张,二是农业生产力高、城乡人口流动具有高度自由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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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方面因素之叠加便形成了15.9%这一结果。
在战国之后直至南宋的1500年时间里,历朝基本上都同时拥有这两个方面的促进因素,正是因为这个根本原因,南宋才可能达到22%的城市化水平,而成为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翘楚时期。
与之相反,中国在12世纪以后的城市化进程走向停滞。这并非因为前一方面推动因素的缺失,而是因为后一方面制约因素开始逐渐起到制约作用。
4、最后的辉煌:临安的郊区化
在继承了战国以来促进城市化进程的诸多原因的基础上,宋代朝廷采取了进一步的开明举措,在县治以下允许设市,于是出现了许多小型的商业市镇,曾经的不定期集市也转化为了常设的市。同时,由于宋朝的军权向中央集中,驻军的“镇”逐渐转变为地方上的商业市镇。这些因素促成了有宋一代城市化水平的大发展。
随着靖康之变之后宋室南迁,大批北方居民随之迁往江南,这其中有相当的比例定居在;行在临安附近。这样临安城的城市化就成为我们研究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了。
首要的一个问题是,临安到底有多少人?
这里直接引用赵冈先生分析后得出的主要结论:南宋大临安的高峰人口是250万,城内占地45平方公里,有100万居民,城外郊区占地180平方公里,有150万居民,折合成户数,城厢合计约有45万户,占南宋嘉定十六年总户数1267万户的3.55%。
南宋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为:(1)首都临安:3.55%(2)市镇(500户以上者,约合2500人以上):2.76%(3)其他大、中、小城市:15.74%。:
12世纪的临安占据全国总人口的3.55%,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
2009年北京的常住人口大约为1950万,假设全国人口为13.6亿,则北京市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也只不过为1.43%而已。
由于临安城人口太多,甚至西湖“湖上屋宇连接,不减城中”,受着城市发展规律的规制,向郊区扩展就成为临安城发展的不二选择。
很多记载都说,临安郊区的人口很快就超过了城中的人口。临安地势是南北狭长,东西两侧为水所限,西边有西湖,东边是钱塘江。所以南北郊区就成为城市扩张的方向。
关于此点,有若干旁证,1169年编的《乾道临安志》中记载府治境内共有75座桥梁。1252年编的《淳佑临安志》记载:桥梁总数增至208座,其中103座在城内,105座在南北厢。到了《咸淳临安志》时,全部桥梁总数已达347座,其中117座在城内,223座在南北厢。可见大多数的新筑桥梁都在城外南北厢,是为新建的居民区所筑。
临安发展的高峰期,郊区的面积远远超过城中区的面积,而且居民数目也高于城中人数。到公元1220年前后,临安的迅速膨胀期差不多已将结束,总人口已接近最高峰。《都城纪胜》说临安“户口蕃息近百万余家,城之南西北三处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日经行不尽”。
南宋是中国城市化历史的最高峰,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南宋以后,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境内再也没有出现过200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城市人口比重再也没有达到过22%。
南宋以后中国城市的变迁有两个特征:第一,大城市停止扩张,可以说是达到传统城市的发展极限;第二,城市人口虽然没有向农村回流,但却有向农村靠拢的趋势,也即靠近农村的商业市镇有很大发展,这一点在江南表现最为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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